在自然界寻找打败埃博拉的灵丹妙药

——访以色列病毒学家莱斯利·洛贝尔博士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冯志文

    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发展至今，世卫组织已宣布“全球警戒”，人类与这一致命病毒的抗争进入关键阶段。危机面前，世界惊慌，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期待着科学家们创造奇迹，用人类的智慧打败埃博拉。随着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等推出一系列埃博拉诊断方法、防控手段、新药等，战胜埃博拉的曙光初现。身处地缘冲突暴风眼的以色列近段时间几乎抢了埃博拉的世界头条，但在其安静的内盖夫沙漠，有一群人在本古里安大学苏若卡校区忙碌，默默追踪着致命的埃博拉的前世今生。他们是怎样研究这种致命病毒的？他们何时也能上头条？带着这些疑问，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以色列病毒学家莱斯利·洛贝尔博士。

    曾经的孤独旅行

    洛贝尔的故事开始于10年前。这位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病毒学家，2002年时因再也无法忍受纽约的喧嚣而选择移居安静的以色列内盖夫城市贝尔谢巴，并开创了本古里安大学传染病研究先河，“我从2003年开始在乌干达追踪埃博拉疫情的幸存者”。他每年去非洲4、5次，每次数星期，几乎走遍了曾经的埃博拉疫区，追踪这种间歇性发作的可怕病毒和它的近亲马尔堡病毒。“没有人理解我的工作，很难得到资助，我周边的人对传染病知道的并不多。”他说。幸亏一家以色列生物科技基金给他最初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助，但洛贝尔仍然感到孤单，他和他少得可怜的团队成员在非洲几乎孤独地穿行了10年，他们持续跟踪埃博拉疫情的幸存者，与当地医院合作、拜访幸存者家庭、联合当地学者开展调查，遴选了几百个病例，追踪带有抗体的样本。

    “我服用抗疟疾药、抗生素保护自己，和至少有3个月感染史的健康幸存者见面。我研究他们的免疫系统，找出他们活下来的原因，答案可能是遗传或表观遗传。”洛贝尔说。为了赢得信任，洛贝尔与幸存者见面时并不穿戴防护服，“我不是一个进门就抽血取走样品马上离开的陌生人。”由于非洲深受传染病之苦，更多的病人和当地机构、专家与洛贝尔建立了合作关系。

    洛贝尔的研究在2011年发生了根本转机，他的非洲之旅不再孤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军方这一年认同了洛贝尔的研究思路，开始为其提供资助，并联合乌干达病毒研究所成立了三方合作研究小组，同时在恩德培设立了实验室。之所以选择乌干达，除了这里有较丰富的研究资源外，最重要的是当地政局稳定，深受病毒之苦的乌干达人有防治传染病的良好意识和配合精神，“在这里不感到孤单，我是合作协议的起草者之一。”洛贝尔说，“我强调所有基于从乌干达来的样本的科研成果，乌干达合作方和乌干达人民享有完全的权利。”他见到过太多只从非洲索取各种研究样本然后一走了之的例子，“那不公平”。

    来自大自然的是最好的

    洛贝尔说，他追踪埃博拉病毒10多年，研究幸存者的免疫反应，发现有些人有抗体，有特殊蛋白质，对埃博拉病毒免疫。他对乌干达2000年以来暴发埃博拉疫情的5个地区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有些幸存者没有抗体，有些有但没有免疫能力，仅有少数人具有免疫能力的抗体。他们开始确定这些血样，从中分离抗体，研究病毒蛋白质特性，以期最终找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疫苗。

    “我的研究思路在2011年访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时得到证实。”洛贝尔说。那里的病毒学家与其交流时称，他们从猴子精子提取抗体并制成疫苗，然后注射到其他猴子体内观察是否对埃博拉病毒免疫，试验取得了成功。“这首次证明了从动物体内分离埃博拉抗体然后研究病毒蛋白质、再制造疫苗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我告诉他们我跟踪研究了10年埃博拉幸存者，知道哪些人身上可以分离出抗体，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变成了好朋友，我们现在乌干达一起工作。”洛贝尔高兴地说。

    “我认为来自自然界的抗体是最好的，虽然很多人坚持在实验室合成药物。”洛贝尔说，就像正在试用的美国马普生物制药公司生产的ZMapp，虽然很有效，但只能针对特殊群体，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和大多数生物制剂一样，抗体首先从小鼠体内培养，这样做必须针对特定的靶标。药厂通常追逐最好的靶标，找到病毒蛋白，制造对应的抗体，然后做药物鸡尾酒疗法，所有的抗体都将指向特定靶标，疫苗只对特殊人群起作用。“而我们的思路与之相反。”洛贝尔说，“我们没有针对任何靶标，我们找最自然的抗体，研究抗体对病毒的反应，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备疫苗并进行鸡尾酒疗法试验。”由于全球变暖，病毒的暴发周期加快，变异活跃，耐药性增强，针对特定群体的疫苗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就像埃博拉病毒，已知有5个以上的变种，如果研究出了针对扎伊尔性病毒的疫苗，下一次暴发的是新变种又该怎么办？”

    洛贝尔认为，基于幸存者血液研制出相应的药物是针对埃博拉病毒最有效的免疫学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疫苗至少需要5年才能研制出早期剂型，“但我对此充满信心”。

    人才和国际合作最重要

    洛贝尔对目前以色列乃至国际上病毒学和传染病学人才缺乏忧心忡忡。他说，包括美国在内，病毒学专家后继乏人，青黄不接，更没有人愿意到非洲、到疫区去工作。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制药巨头对研发防控传染病毒并不热心。频发传染病的地区和国家大多贫穷落后，唯利是图的药厂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而且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更加个性化，公共健康的投入和维护逐渐减少，人才培养和需求正在下降；二是很多国家缺乏防治传染病的意识，对大规模疫情暴发准备不足。他说：“人类文明受到的最严重威胁莫过于烈性传染病，但现在人们似乎变得麻木和迟钝。”

    他对中国抗击“非典”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很佩服，认为对付埃博拉这样的高危传染病必须通过国际合作，一方面通过联合科研，共享成果，少走弯路，加快推进研制广谱的抗病毒疫苗；另一方面协调各国立场，共享信息，控制高危人群流动，加大国际援助。“只有这样，这次埃博拉疫情才可以在一年内得到控制。”他说，他期待着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与合作。（科技日报特拉维夫9月3日电） 
    来源于: 中国科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