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哈佛营养专家谈张悟本

    为何一方面营养学家被认为是一群只懂得“逗你玩”的无用之徒，另一方面红薯、绿豆治百病的谬论却被部分老百姓津津乐道
    不少朋友一听说我是营养学博士，往往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随即或旁敲侧击，或单刀直入地抱怨营养学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报纸上报道某种食物有益健康，明天又有新的研究说多摄入该食物会导致某些疾病，令老百姓们无所适从。于是乎，有相当大的一批人开始对营养学抱以怀疑态度，更有甚者，直斥营养学家是一群只懂得“逗你玩”，却连各种食品是否有益健康都搞不清楚的无用之徒。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是大众对科学研究的期待过高——换言之，很多人希望科学成果能够立刻转换为实践指南。然而，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未知或尚待进一步明确的知识点。研究的程序大致如下：1.根据前人成果提出假说；2.设计实验来验证或否定该假说；3.进行实验，得出结果 （也就是传媒报道的科学发现）；4.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对假说进行修正，并设计新一轮实验检验修正的假说。最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还需要在不同实验室、不同条件下（如不同人群）进行重复，只有那些被反复修改、被不断复制出来的科研成果才可能被进一步用于指导实践，否则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媒体了解到的绝大多数科研最新进展，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都可能会被进一步的研究修正乃至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地解释研究成果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尤其是对于营养学研究，在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相同结果有不同解释。其差异之大，不啻壤霄。比如，如果英国的某研究不支持饮茶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是否可将此结论在中国推广？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不少西方人喝茶时会往茶汤中加入大量高脂食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茶叶可能的保护作用。因此，为了能够在大众媒体上恰如其分解释科研结果，记者需要和科学家密切合作。
    以个人经历为例，过去两年中，相关机构曾多次为我的研究举办新闻发布，使得我有机会广泛接触美欧各家媒体。不少记者对我进行采访，并一起讨论如何正确解释我的研究结果。还有记者在发稿前将稿件电邮给我，让我最后把关。但是必须指出，不做采访、直接发稿者也为数不少。甚至有时记者可能为了增加关注度而断章取义。比如，我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欧美男性，大量摄入牛奶和奶制品，可能会增加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在接受一家媒体记者的采访中，我指出，当解释这一结果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牛奶的诸多益处。可惜报道出来，却对这一重要信息避而不谈，而大讲牛奶的坏处（笔者将另文讨论牛奶问题）。
    由于大众对营养学研究的误读，进而产生误解，营养学在大众中的信誉度大大降低。更糟糕的是，一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大行其道，诸如红薯、绿豆治百病的谬论被部分老百姓津津乐道。

（作者为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师，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部营养、创伤、脑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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