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学历成亚洲“通病”

“功名”———在解析中国人重视学历的现象时,外国媒体想到了词。而同样身处“功名化社会”的还有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长久以来,不少国家将学历比喻成“身份证”、“入场券”甚至“信用卡”,将个人的能力、人格和前途与学历挂钩。然而,过度的重视带来了学历的大幅贬值和社会的畸形发展。与亚洲国家在等级观念、考试文化、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欧美,学历虽然同样有效,但少了几分“霸气”,在一些重要领域,学历是让位于能力和工作经验的。学历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一纸证书,但人们对它的态度则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

亚洲国家从古至今都重视“功名”

中国人对学历的重视近来在世界媒体上引起不少议论。英国广播公司日前评论说,华人有崇尚“功名”的心态,因此对学历几乎到“迷信”的地步。因为在中国的职场,学历就好比古代的功名一样,是一张重要的“入场券”,而且社会对高学历人士的确另眼相看。《华尔街日报》18日的评论称,在中国,学历长期以来是决定许多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古代,中国官僚机构基本由科举考试的成功者组成。近代以来,高校尤其是顶级学府仍然是培育精英阶层的摇篮。

其实看重学历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日本政坛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毕业于东京大学,最喜欢问别人毕业于哪一所大学,另一位前首相竹下登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就很被他看不起,他甚至带着揶揄的口气问:“你进早稻田大学时考试了吗?”没有上过大学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尽管有出色的政绩,但也常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而遭人嘲笑,乃至他当年因为洛克希德行贿事件出事以后,还有评论家称他就是因为“学历太低”才会做出此事。

韩国更是一个有着深厚学历情结的社会。一家求职网站曾进行过题为“在韩国成功的主要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韩国男性认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学历”,而女性认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外貌”。不同学历之间的收入也明显不同。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高中学历的城市劳动者月均收入超过200万韩元,大学学历者超过300万韩元,而研究生学历则近400万韩元。相当于文凭每提高一个等级,月薪也会跟着平均增加100万韩元。在通常人们认为跟学历关系较小的行业,学历也往往被人为设成一道坎。韩国演技派演员李泰兰就曾透露,她因为是商业高中学历而遭到过电影公司拒绝。《朝鲜日报》评论说,韩国是一个如果没有像样的学历,就不被认可、不受尊重的社会。即使认可了某人的能力,但知道他的学历水平不太好后,就会在不知觉间改变看法。但是,以明片取人,根据毕业学校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乃至人格,将人程序化、等级化的社会问题很多。有韩国教授斥责称:“韩国大学发行的是被称为毕业证的身份证书,大学是身份判定机构。”

在世界许多国家,高学历或名牌大学毕业同样是求职的重要砝码,有时候甚至为持有人带来身份认同的满足感。在印度,印度理工学院等名校毕业生最受大企业青睐,而去英美镀金则是上层人士的最佳选择,印度许多政府高官都是牛津、剑桥毕业的。在美国,公司招聘时如果遇到麻省理工学院这类名校的求职者,招聘人员有时会向上司专门强调一下。《环球时报》记者在德国多年,时不时感受到这个国家对学历的重视。一些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不仅名片上印着博士、硕士字样,就连自家门牌上都忘不了加上“博士”或“硕士”。而在写信、交谈中,对话者往往得尊称对方“某某博士先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世界知名大学的学位在许多国家都有助于敲开用人单位的大门。美国44位总统中有8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根据猎头公司的调查,2004年以前入选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读的院校中,哈佛排在第一。

西方国家更强调按需选人

与中国蔚然成风的考研、考博热情相比,西方人在这方面要冷静许多,即使读也往往是工作之后觉得自己哪方面有所欠缺或者确定自己今后发展方向后再读。而且社会在筛选人才方面有更多的标准,用人单位在招人时往往依据岗位选择特定人才。比如德国很多企业,在招聘时并不对学历有特别要求,甚至一些记者、主持人岗位也并不要求学士以上学位,只要接受过相关培训,完成了实习就可以了。德国很多政客、议员也是高中毕业生。而如果能力不够,学历再高也常常会失业。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当出租车司机的大有人在。近年招工市场的统计曾披露,10名硕士、博士怕找不到工作对自己的文凭做了手脚,冒充学士、硕士找低薪工作。

与传统国家相比,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对学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用人单位更多考量的是“本地相关专业经验”。不仅如此,在这些国家,各行业都有自己另成体系的准入资格考核,只有取得相关证书,才能获得在这一行业的就业许可,在加拿大,不但工程师、医师等需要这样的证书,一些冷门职业如针灸师和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职业如风水师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在欧洲技工类岗位更注重报考人员的毕业院校,因为各个技工学校都与工厂企业有挂钩的实习协议,用人单位会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实习单位与本部门的相似性来决定是否录取。对于工程师一类的高技能岗位,则同时考察学生的学位与毕业学校,越是名校、学位越高的学生越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欧洲对学历的要求也有例外,即企业或公共组织在选拔领导时,对于学位、毕业院校的要求会放到次要地位,主要考量应聘者以往的工作经历及业绩。以瑞典爱立信公司为例,该企业数万员工中,相当多的技工并没有学位,但又大多毕业于与爱立信公司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专门技工学校。绝大多数工程师毕业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名校。在爱立信公司的中高层领导中,学历状况就千差万别了,其中既有世界级名校的高材生,也有像盖茨那样中途辍学的创业者。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把人才比做一个金字塔,那么在金字塔底部的基础工作看重人的毕业院校,因为这部分人数量最大,更多发挥群体而非个体的作用,所以“依校选人”便成为多数用人单位的选择;在金字塔中间部分,毕业院校与学位同等重要,因为这一位置对技术含量的要求更高;而在金字塔顶部,学位、毕业院校的权重反而变低了,因为这是金字塔最重要的部分,综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过分看重学历带来社会问题

对文凭的过分热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今天韩国拥有博士学位的人随处可见,失业的硕士、博士也越来越多。韩国教育开发院今年5月公布的调查显示,90%的受访者认为追求高学历已使得韩国深陷“学历通胀”困境。近七成的人认为国民对高学历趋之若鹜的原因“是由于以学历为主的社会结构和重视学历的社会氛围”。高学历者尚且如此,低学历的人日子就更不好过了。邮差、电工等很多过去由高中毕业生做的工作都被大学毕业生做了,一般高中毕业生及技校生的工作机会就更少了。以至于有人惊呼:“高中毕业生正被赶出韩国社会。”

在英国等讲究“血统”的国家,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成了不少精英阶层格式化的成功之路,现任首相卡梅伦就是沿着这条路入主唐宁街10号的。出现这种现象,与这些国家历来讲究血统有关,也和所谓的“校友录法则”不无联系,一些领域、部门被名校的前辈毕业生所把持,这些人更青睐同出一源的后辈校友,久而久之,其他来源的人便很难在这个“校友圈子”里如鱼得水。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平法则,甚至沦为一种“变相世袭制”。

由于现实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对学历的看法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经济不景气导致学历正在贬值,即使是著名的东京大学等顶尖大学毕业生也不得不面对企业的挑三拣四,甚至找不到工作。日本上市公司英巴斯特株式会社社长川路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公司现在每年进行招聘面试的时候,都非常侧重能力,而不再过于注重学历。“我发现日本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水平不错,但实际应用不一定强。上次面试一名庆应大学毕业生的时候,一个简单的"yes"或者"no"就可回答的问题,他竟从盘古开天般遥远的地方说起。”

“能力作用将越来越被凸显”

尼尔森对记者说,亚洲各国普遍重视学历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首先,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多数国家尚属发展中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量大,所以考量人的学历,对于人事部门来说是最低成本的选择。其次,亚洲国家的多数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用人单位没有太多机会像欧美那样选拔“经过实践检验的人才”,学历自然成为最好的评判尺度。第三,亚洲有着与欧美不同的考试文化,对于考试成绩更加重视,这也影响到了用人单位的选才标准。尼尔森认为,随着经济步入成熟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考试文化对于用人标准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一个筛子眼过人”的情形也正在改变。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东亚国家重视学历来自于等级社会的传统。在等级社会中必须有确定等级的固定因素。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凭学历和能力。能力是一个流动的东西,没有硬性指标可以衡量,学历则是在一个成熟、固定的确定社会等级的标准。重视学历的传统也跟固定的、僵化的社会秩序有关。学历大于能力的现象强调社会秩序的因素大于个人能力的因素。西方社会中,社会可以承认个人能力的超常发挥,并且鼓励个人能力的动态发挥。东方社会则喜欢把人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以位置判断个人的属性,个人也是在位置上发挥个人能力。学历实际上只是个符号,对它过于重视会忽视个人能动性,社会变得仪式化,学历也变得空洞。人们会为了学历而学习,而不是出于个人兴趣和提高能力。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文化的融合,过于重视学历的现象将逐渐发生改变。“而且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学历越来越普遍化,在学历贬值的同时能力将越来越被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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