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机构]世界一流大学史话

    前不久，看到一份2009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人一向都很重视排名这个问题，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排行榜前100名，这对动不动就嚷嚷着要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内知名大学无疑是适时泼了一次冷水。排名它不能代表全部事实，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遥远的。

    排在第一的哈佛大学，起步也是不堪回首的。在刚开始创建时，哈佛仅占有一英亩的土地和约两、三千英镑的资产，小到只有一位教师、四名学生和一间教室，然而哈佛在370多年（1636—2007）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以“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的校训作为哈佛大学所信奉的做学问和做人的准则，在美国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出了七位总统，参议员、众议院之类的政治家更是不胜计数；除了政治人物，在经济、社会、法律、艺术、学术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哈佛培养的引领风骚的人物。单就诺贝尔奖一项，哈佛是全世界所有大学中获奖最多的，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学术力量都无法与哈佛相比。这种精神使哈佛的精英群体历来是美国社会最具主宰性的力量，美国人通常会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

    环顾我们国内的大学，追求大而全的同时，往往不追求精神，舍本求末，往往忘了一个一流的大学，应该像是一个旺盛的炉子，好铁进了这样的炉子就会被炼成好钢，否则好铁也被浪费了。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都是世界顶尖的大学。但是并不都是综合大学，含医学院的综合大学只有哈佛大学。他们的学生人数均在2万以下，其中三所更不到1万，普林斯顿6500，麻省理工9500，加州理工2100！其中研究生人数有比大学生多的，也有少的。我们国内现在流行的“一流大学必须大”，“必须有医学院”，“研究生人数必须超过大学生”，“必须有一流人文学院”……，这些论点多少有些自说自话。这五所大学的占地面积也不大，占地均少于2500亩。校园内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更没有超高层建筑。但不论哪个学院，都人才济济！大师和大爱才是这些学校金子一般宝贵的财富。

    在这些大学中，有一些品质却恰恰是我们缺乏的，令人深思。

    首先是大学的独立之魂。牛津大学是英国的国宝，在其学子中，先后出现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的41位首相中，有30位毕业于这所大学。其之所以人才辈出，因素颇多，但以下这个近年发生在牛津大学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一睹其独立之魂。

    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有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由于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地议会将此事反映给英国中央议会，议员们就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婉言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虽然首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就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布莱尔当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此后的一个私人场合，当提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牢骚话：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要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正是拥有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以持久的信念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纯粹物质主义，以真理庇护所的姿态傲视炎凉世态和短见的实利主义。

    大学的批判精神同样重要。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

    哈佛的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和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间的历史传承不无关系。十三世纪牛津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牛津不满意，于是离开牛津，跑到剑桥去办了个大学跟牛津大学竞争。17世纪一帮剑桥的毕业生，对英国、对欧洲、对旧大陆不满，于是跑到新世界，在美洲登陆的地方开办一个哈佛大学。虽然出于对母校的敬重，他们把哈佛大学的坐落地点起名叫Cambridge（即剑桥），但其更新的决心没有丝毫变化。后来一帮不满于哈佛大学的人，开办了一个耶鲁，来跟哈佛竞争。   

    2004年物理诺贝尔奖由美国三位科学家获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UCSB）的葛洛斯（David J. Gross）、加州理工学院（CIT）的普利泽（David Politzer）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威塞克（Frank Wilczek）。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任助理教授（相当于我国的讲师）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Harvard）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作。爱因斯坦在25岁写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杨振宁、李政道也在30岁上下获得了诺贝尔奖，历史证明了诺贝尔奖的历史是年轻人的创业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想最敏锐的青年时期。这对我们这个国度按资排辈的大学学术气氛多少是个挑战。

    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很多人却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至于哈佛大学，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

    所有这一切，无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光辉映照下，人类在数世纪中追求的自由、宽容等基本价值就有了一个真正的承载主体，激流漩涡不能吞没，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辉。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人们可以独立地提出问题，思辨和探索，在思想交锋中获得广阔的视野。

    这些大学的共性和品格，我们并不陌生，曾经我们的大学是有这些传统的，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的教授治校思想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他们以后的校长也许都知道这种传统对大学的重要性，然而，曾几何时，这些美好的传统忽然就被背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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