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吴越：中国式富豪

2013年2月28日上午，胡润发布的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十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富豪数量达到212人；美国数量211人。近年中国富豪数量增长迅速，每年胡润富豪排行榜都会引起国人的关注。

从１９９９年最初发布财富榜到今天，中国式富豪在１０年里完成了自身的 Ｎ次蜕变，他们的财富符号越来越重地显示出“中国式”的文化特征。

与往昔相比中国人的财富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几年这样迅速地膨胀，这是一段带有淘金时代粗糙痕迹的历史，金钱和欲望顺风呼啸，所到之处遍地狼藉。那些渐渐坐拥黄金之城的富豪们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亦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风向标。也许昨天你还在为生计发愁，但明天命运和机会就可能许诺你跻身于一掷千金的富豪行列，这正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财富密码。

这不是终结，也不是序曲，关于中国式富豪的神话才刚刚写下一个小小的注脚。

当财富的制度禁忌被打破之后，贫民们便如饿虎出笼。他们为追求财富，表现出近乎天方夜谭般的想象力。

时光回溯２０年，在巨大而深远的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份里，１９８９年显得普通而又平常，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年从历史长河里拎出来，却又发现那些被我们所熟知的财富名字正在各自的世界里发酵，酝酿着日后的一鸣惊人。

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南下深圳，赊了一台电脑，开始创业；潘石屹还在海南岛，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此时他的主要烦恼可不是ＳＯＨＯ中国上市，而是如何给民工弄吃的，如何对付小偷；日后的地产大鳄张宝全，怀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许荣茂出巨资在家乡福建进行了一系列项目开发，他几乎是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而２００９年新晋胡润富豪榜首富王传福还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他们像野草一样被脚步踩了又踩，被车轮辗了又辗，可是仍然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了。”

当人们的创富欲望被放出樊笼，江湖草莽英雄纷起。在前半场演出中，财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当剧情推至下半场，社会阶层开始反过来主宰财富的积累。

牟其中成为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企业家冯仑对他这样评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多年后身陷囹圄的牟其中依然说：“历史要将我推向高峰，所以要先将我打入深渊。”

如果对胡润富豪榜进行统计与分类，可以发现，如同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杰玛一样，家庭出身一贫如洗的“贫民富翁”的比例接近５０％。

这些贫民富翁几乎都有过穷困的童年。靠贩卖汽车起家的冼笃信（１９９９胡润富豪榜第１９位），小时候吃的最好的就是一筐番薯加一把米熬成的稀饭，“稀饭里只有几粒米，一年只能吃两次肉，一顿是过年，一顿是端午节。”为了给自己加餐，他甚至把目光盯上了山上的老鼠、松鼠、野鸡和蛇。

当上世纪８０年代财富的制度禁忌被打破之后，贫民们便如饿虎出笼。他们为追求财富，表现出近乎天方夜谭般的想象力。整个８０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

９０年代之后，贫民富翁的产生几率逐渐下降。特别是９０年代后半期，中国迎来新的一次创业高潮。不过，这次创富运动并不属于早先的“贫民富翁”，中国开始进入网易的丁磊、腾讯的马化腾以及百度的李彦宏等互联网骄子的时代。

丁磊等财富新贵，在出身上并不如刘永好、宗庆后和张茵那样贫寒；在学历上，后起之秀们具有着更加完善的学历结构；在致富路径上，两个年龄阶段的富翁也截然相反。无论是刘永好、张茵、许家印还是宗庆后，都是靠实业获取财富的。

１９９９年，第一位上榜的首富是荣毅仁。这一年，马云刚获得投行５００万美元的融资。米纳德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６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３０亿元位居第３６位。荣毅仁和马云在不同的年份以不同的姿态进入榜单，折射出中国政经和商业变革的缩影。

财富的继承直接推动着新式贵族的产生。２００２年上榜的李兆会，直接继承父亲几十亿元的财产，一举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富翁”，２００７年开始上榜的杨惠妍，因为得到父亲转移的公司股份，而一举成为当年富豪榜的头名。财富正在顺利转移到第二代手中，“富二代”横空出世。

根据《２００９胡润财富报告》，我国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３９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４３岁。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三十而富”族群是依靠中国崛起而迅速致富的“华人雅皮士”。富豪们从创业到上榜的平均时间为１６年，最快的包括２００５年创业的彭小峰、史玉柱和郭曼，２００４年创业的池宇峰和２００３年创业的江南春。

国家政策性机会成为三十年来滋生富豪的最持久而又有力的助推器。可以这样说，国家政策性机会成为三十年来滋生富豪的最持久而又有力的助推器。绝大部分富豪靠政策致富，不论是杨惠妍、许荣茂、潘石屹、卢志强等财富明星，还是马云、李彦宏、江南春等科技新贵，他们在资本市场杠杆财富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享受政策致富的经过，因为有了政策的允许，他们才有机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财富增长。

过去１０年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共有１３３０位企业家上“胡润百富榜”，其中有４９人发生变故。胡润富豪榜沦为“倒霉富豪榜”、“杀猪榜”，形象地折射出中国式富豪群体产生的尴尬路径。

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以行贿为主要形式的官商结合，几乎贯穿始终，“行贿经济学”成为社会转型中最为原始又最为见效的创富游戏。

去年，让黄光裕涉案的依然是中国富豪传统的出事模式——行贿，多位被查官员都供出黄光裕曾向其行贿。为了让国美去香港上市的事，他曾向多名官员行贿，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再一次在黄光裕身上发生了。

房地产、制造业、金融与投资业，是今年榜单上创造财富能力位居前三的行业。由于行业整合等原因，制造业、ＩＴ、钢铁和能源行业的比例正在逐年降低，制造业仍然高居个人财富贡献度第二大行业，这主要得益于历史的基数大，比亚迪代表的汽车业成为工业结构调整的缩影。

有媒体这样评价：“房地产业运作的核心是获得土地，而在政府权力控制土地市场的制度下，获得土地的主要渠道就是攀附权力。成功的地产商就成功在他们可以接近权力，可以通过权力的曲径获得土地，获得一笔坐在那儿也升值的资产。”

当人们看到，反腐运动中被揪出的腐败官员几乎无一不涉及房地产业黑幕操作，整个社会对房地产行业，对这个行业的经营者、投资者及富豪的反感，也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房地产固然不是成为富豪的试金石，却也成为富豪发家后的圆梦场。

２００６年初，有人预言：“未来三年，中国股市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牛市，财富会向资本市场快速聚集，更多的富翁将从这里诞生。”产业资本抄底借助股市变现。

股市的大反弹，引发了大小非减持潮，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紫金矿业第一大自然人股东、福建首富陈发树的疯狂减持了。他以不到５０００万元的投入，获得了紫金矿业２１．７７亿股的股份，通过减持，套现２７．３亿元。

资本市场就如同财富魔方，成就了邹节明、丁氏家族、陈启源、陈发树等一个个新贵。然而，在这些耀眼的财富光环背后，有的人看到的是财富数字，有的人看到的是创富模式，有的人看到的则是种种显规则和潜规则。

财经评论人叶檀指出，陈发树的财富三级跳完全得益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妙处，在陈发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陈发树仅局限于商业零售实业，到现在恐怕还只是一个中型企业家。

先富的中国商业精英群体开始绅士化“改造”的朦胧信号。有人说，黄光裕与盖茨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的财富增长方式是否带着原罪。在中国，立志于做“中国比尔·盖茨”的人比比皆是，成功者亦大有人在，而公开宣称梦想成为“慈善家盖茨”的却鲜有人在。

屈指一算，中国人的“富裕”神话，不过才演绎十来年时间，通俗地说，这些钱财在２０年前还一贫如洗的富豪手中尚未捂热，他怎么舍得马上慷慨放手呢？

同时，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成为民营企业家的另一件头疼事。

有人提出财富“正义”的原则，一为获得的正义，着眼于财富获取的过程；二是转移的正义，着眼于财富的流动。美国早期的慈善家也有“原罪”，比如卡内基、老洛克菲勒，都有着“强盗贵族”、“吸血X”的称号。和中国一些富豪一样，他们的财富获得的正义性备受质疑，但他们转移财富的方式却成为典范，而且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散财之道。

２００６年４月，广州富豪黎永星展出私人珍藏的２０架旧战斗机办“教育基地”。有媒体的评论文章说，这是先富裕起来的中国商业精英群体开始绅士化“改造”的朦胧信号，中国的商业精英恰好已经到了完成“去草莽化”的节点上。

文章接着说：“中国商人绅士化的过程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通过奢侈品消费在外表形态上获得某种标志性满足；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把财富反哺社会，以求获得精神满足和社会认同。”显然，商业精英的“绅士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件好事。

清代巨富胡雪岩有个著名思想：“前半夜想自己，后半夜想别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薄成说：“中国真的不缺富豪，而是缺实业家。如果这些富豪将更多精力放到企业经营上去而不是关注财富数字的增长，则是中国经济的幸事；反之，则是悲哀。”

文章来源于：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