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一个山西民企的四重门

尽管企业的年产值超过了5000万元，高秀英还是经常会冒出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最近几年一直折磨着她，以至于她每天都要到厂区里转悠上几趟，“看到工人们还在认真地做事，咚咚直跳的心才会踏实一点”。

英发包装印务公司是山西省最大的包装企业。这些年，高秀英常常被一些奇怪的梦萦绕着，每每被惊醒之后，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企业，“千万别出什么乱子来”，这几乎成了她的座右铭。

高秀英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企业做得越大，她感觉有太多的纷扰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让她根本无法招架，政府、家族、经理人、传承，一些经营之外的东西看起来相安无事，但每一种关系处理起来莫不让人心力交瘁。她坦诚：“大多数的时候，被这些非正常因素困扰着，真的很累。”

对于大多数中小草根企业而言，高秀英的企业也许正是他们真实生态的一个缩影。

微妙的关系

2007年12月28日大早，高秀英又接到通知，说等会儿省上有人要来参观，必须在场陪同。年底正是旺季，几乎没有闲人，不过对于领导的视察，高秀英丝毫不敢怠慢，她立即召集车间主任开会，还叫人把厂区内一堆看起来不太整齐的货理一下。

领导最终还是没有来，临近中午，看着白忙活了大半天的“劳动成果”，高秀英有些失落。“还是企业没做大的时候清闲，”她回忆：“没有人登门拜访，没有那么多的形式，甚至还不知道各个部门在哪里办公。”而现在，接待工作占用了很多的时间。

企业大了，她发觉，与政府的关系似乎也越来越微妙，很多时候，往往只可意会。

1999年，他们同当地政府的一个部门做业务。部门的头头暗示，要做业务就得必须给点好处。出于同政府“搞好关系”，他们不得不第一次同相关人员“勾结”起来，然后给对方开了两张2万元的发票，算是回扣。

他们生平第一次“作案”就栽了水。很快纪检委就找上门来，说英发印务涉嫌行贿，并抓走了高秀英的丈夫。调查来来往往进行了三个月，期间有人带话来，“你丈夫至少要被判三年”。她形容，“带话的人面露微笑，自己早已吓得不行”。

调查结果是，“证据不足”，丈夫最终被放了出来，不过还是被莫名其妙地开除了党籍。期间，他们想上诉，要求平反，有人告诉他们，想清楚，要是得罪了官员……后面的话他们一听就明白了。

“自己是做企业的，能不接触就尽量不要去接触。”不过，经那一次惊吓，她形容还是让自己“懂事”了不少。以后每走到街上或开会，遇到当官的人在，她都会贴着笑脸上去打个招呼。虽然在内心里，她和丈夫都很不习惯这种表面上应付的做派，“感觉很不真诚”。

但这事实上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她不去找，别人却主动找上门来。今天这个部门、明天那个部门，“今年我们的任务量还有多少的缺口”、“省上‘创优’已经把你们给列进去了，你们得出点钱打点一下”目的只有一个，“支持政府开展工作”。

“没有一些关系企业根本没法做下去”，再之后，她和丈夫做了简单的分工。她主内，管企业的经营：丈夫主外，维护社会关系。而现在，每每宴请的时候，丈夫通常都会叫上政府、银行的一些朋友“扎场子”，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对方帮助他们。时间久了，他们也学会了主动沟通：“张局啊，今年任务量还差多少，如果不多，我们补就是了!”

有跟人吃饭的时候，无论职位大小，高秀英通常都会坐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席间她找机会给人夹菜，说上很多的好话，然后看着他们吃得甚欢。

好的是这种小心翼翼的作风最终得到了一些富正义感的官员们的认同，再之后，他们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有事情的时候说一声就是了!”有的甚至直言：“做个企业不容易，我们会替你挡的!”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和一些官场上的朋友，高秀英夫妇一直心存感激，可往往话到嘴边，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自家人的心痛

“快乐地工作，和睦地相处，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扛，逢年过节聚在一起拉家常……”高秀英在脑海里无数次想象过家族企业的和谐场景。事实上，这个家族带给她的，堪称心痛。

创业那会儿只有四个人，生产由公婆负责，她负责外联跑单拉业务。公婆出了3000块钱作为创始资本，高秀英觉得有点难为情，“万一赔钱了怎么办呢”，为此她给公婆打了一张欠条。但也正是这一张债权债务堪称清晰的欠条，却造成了英发印务“史上最为模糊的股权纷争”。

“老人们做了一锅饭，凭什么你老大就独吞了?”丈夫的五弟堵在厂门口，要求把做大的企业一分为五，每个兄弟都分一块。

1998年6月13日，纠纷升了级，她在厂里上班，老五冲进厂里，冲着她就是一脚。她坐在地上当着全厂员工号啕大哭。

事情最终还是有了解决办法。答案是，他们出一笔钱给兄弟们自立门户。

丈夫那边的关系理顺不久，自家的兄弟又进入公司里来了，不过，这回，带给她的阴影，“几乎一辈子都无法抹去”。

对这段历史，高秀英很不愿意再提起，她怕引起火家的误会。她有些婉转地拒绝了记者：“不说行不行?!”

弟弟在进入公司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开车、送货、收钱，表现得都非常积极，但看到企业发财了，很快她听到，二弟在外放话：“假如我去办个新厂的话，你会买我的还是买我姐姐的产品?”

一些再小不过的事情也开始演变成了敌我矛盾。之前弟弟做生意，她出了18万元。她家的小女儿跟弟弟家的孩子闹别扭了，小女儿随口一句：“你爸爸做生意的钱都是我妈出的!”这种“公然的羞辱”被认为是有人幕后指使，第二天弟弟就带人来了，砸碎了车间的玻璃，然后滚在水泥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

“姐，你发财了，给我买个门面吧，就当是我这几年的工资。”弟弟大言不惭，她不得已又拿了15万元。未隔多久，弟弟又要求回来上班，理由是业务稳定了，没什么事做。她拒绝。结果，弟弟又找到厂里来了，再次砸碎了工厂的玻璃。

最恐怖的是，一次弟弟冲进厂里，到厨房里拿了一把刀，跑到车间里，晃着像张飞一样粗犷的身躯，大喊大叫：“都不让干了!”车间里的几个小姑娘顿时都吓蒙了，第二天很多工人都走了。

这种恐吓式的取闹其后每隔几天都会上演，丈夫一次被吓得被迫出走：“我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

那段日子，她自称彻底崩溃!最严重的时候，她被吓得当场晕死过去，丈夫当着全厂300多职工的面，给人当场跪下，求求他们放过一马。

直到最近一次，弟弟喝酒后，抱着她失声痛哭：“对不起，姐姐!”那一刻，高秀英称，自己很想哭一场。很想，但却哭不出来。

虽然现在家族之间的关系和睦了，弟兄们也常常主动地嘘寒问暖，可这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我们还是在交学费

2004年，高秀英决定聘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打点企业方方面面的事情。“力不从心。”她使劲地从嘴里憋出四个字，以前在老厂的时候，只有两三亩地，所有员工一眼都能看清楚，而当工厂搬到开发区后，有一天，沿着厂区走了一圈，发现居然是如此地大，她觉得自己难以控制了，于是下决心请一个职业经理人。

很快，有人在网上投简历进入了她的法眼，对方在上海一家印刷企业任常务副总，供职过好几个单位，业绩看起来都很不错。为了把人才引进闭塞的山西来，高秀英和丈夫还决定去两安机场亲自迎接。

他们觉得人家大老远地跑到山西来，心里蛮过意不去。于是又跑到商场去称了几斤上好的棉花，弹好被子给职业经理人送过去。对方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除了一个随身的拉杆箱。

对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她一度理解为是找了个“替XX”。以前她常常被自家人搞得焦头烂额，职业经理人来，之后可以拉下脸皮说狠话。

职业经理人一来就约法三章，人事、行政、营销权全部接管，权贵分明，她不得插手；对方财务也提出要求接管，她没有答应。

不过很多时候，连她这个外行都觉得“职业人”有时并不职业。在会上总经理大谈企业的经营之道，针对企业的种种弊端猛烈地抨击，总之企业被说得一无是处，半年了，却没有什么实施的具体办法；还有一次，她路过总经理的办公室，里面的人在打手机：“张总吗，我现在在一家企业做总经理，你有没有兴趣啊，过来兄弟们一起干好了，这个老板什么都不懂!”

期间，她忍不住过问了一下销售及回款情况，总经理大发雷霆：“说好了怎么分工的，你老板非要插进来管事，这工作还开展不?”第二天职业经理人便将三页的辞职申请书递交了上来，她夫妇俩不得不赔着笑脸说了好多的矮话。

她统计，在总经理任职的三年期间，提出辞职的次数不下10次。理由都是因为她“不放权”、“耍小聪明”、“缺乏信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管”、“抠门”……一段时间内，她也真的什么都不管，但得到的反馈是企业经营并不理想。她厚着脸皮去过问一下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对方振振有辞：“你资金都没到位，完不成任务怎么能说是我的责任!”总经理任职三年，她形容自己的企业一直在打“太极拳”。今天这个部门设立，明天那个部门撤销，今天这个人被调到一个岗位，明天那个人又到另一个岗位，今天这个人来，明天那个人走，从来都没有稳定过。

高秀英不止一次地听过总经理在她面前暗示，“我同学在上海做贸易，要我合资，高总，你说我该去还是不该去呢?”“高总，做包装没有做酒利润大，要不我们成立个公司做酒，赚了钱四六开怎么样?”……“我们还是在交学费。”她感慨。职业经理人留下的，是3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以及永远也没有人能理清的一笔笔悬账。公司最好的一部奥迪轿车，还被开走了。“真的被搞怕了，”她说，“不过……没关系。”

现在还看不到希望

最近几年，高秀英觉得自己最大的享受是，春节期间，可以在家补几天瞌睡。如果能有一个人帮她分担的话，她已经感激不尽。

儿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回到企业的。2007年8月，她的儿了高澎结束澳大利亚5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国内，并应丈夫的要求先到企业里呆着。

儿子很懂事，自愿放弃了在澳洲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在不同的场合，儿子声称：“不想看到妈妈太辛苦了。”传达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儿子希望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够帮她分担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不过高秀英却不这么认为。作为家长，她太了解自己的孩子。她认为，儿子在澳洲学的那一套，缺乏实战经验，根本就不适用。再则，儿子年轻气盛，有着年轻人易冲动的特点，对一个传统的包装印刷企业而言，冲动无疑是最大的忌讳。她列举了两个例子。儿子最开始在西安的某所高校上学，忽然有一天绘声绘色地告诉她要出国留学，儿子的描述是，在国外上两年大学抵得上国内四年，他们一个班上就出去了多少。后来她发现，没有出国的人还在大多数。另外一个例子是，儿子在国外上学那几年，帮人办证件、推销保健品、搞中介，看起来都不那么正规。一套保健品，儿子总能想办法推销出去，虽然那些“生物素”她听起来有点像传销。儿子的理论是，兵不厌诈，在澳洲的时候，他一个月最多挣过5000澳币。

她由此得出结论：儿子是一个喜欢走捷径、喜欢一步登天的人，至少在儿子30岁以前，她不会把企业交给儿子，因为现在“还看不到希望”。

儿子不赞成她，“年少就应该轻狂，父母不应该不允许犯一点点错误”。在澳洲期间，高澎买了大车、用大手机，喜欢将油门加到120码以上，他的解释是“因为自己个子小，用大的东西看起来更张扬一些”。还有一点，“所有的钱都是自己挣的，花自己挣的钱，多少都是应该的”。比如，公司没有一部像样的好车，高澎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企业做到一定的份上，就得有一两部像样的好车，这是公司的形象问题”。

相比而言，高秀英一直在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中过着日子。她身上穿着一件80块钱的衣服，买衣服的时候，对方喊价130块钱，她讲了半天的价才把价格压下来的。

而平时，他们一家人都住在厂区内的一栋临时建筑里，企业做到近5000万元的资产规模了，他们在市区里没有房子，没有门面，公司里最好的一部车也只是桑塔纳。

即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撕着一个剩下的只有半边的窝窝头，泡着杯白开水一口口地吞下。

“我现在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去工作，我已经踩在了父母的肩膀上，”高澎说：“在国外的时候，我就逼着自己一年换一个生活圈子，目的是要更加广泛地接触社会。”

他坦陈，自己先前急着接班的想法实属幼稚，因为他到了企业之后才发现，做企业原来这么复杂，以至于“想哭”。“可能我更适合做贸易。”高澎又说。

虽然企业还没到传承的那一步，可高秀英心里并不踏实。至少在儿子完全接班之前，她觉得这种担忧根本无法放下，并且很沉重。

她说：“等哪天企业平稳了，发展好了，再不用自己操心的时候，会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鲁渝华）

来源：商界.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