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国诗人的尴尬和未来
连日来，诗人梁小斌脑梗住院的消息成为焦点，诗人伊沙在微博中说：“为中国的钥匙祈祷。”除了他自身在文学上的高深造诣，及在中国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还因为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朦胧诗代表人物，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他本人没有医保，连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为什么诗坛地位显赫，生活却困窘？
这样一种悬殊的境遇落差，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的诗人都在做什么？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
梁小斌的成就与困窘
梁小斌以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闻名诗歌界，创作于1980年的代表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通过“我”“寻找”钥匙的过程，体现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和思考，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刮起一阵“找钥匙”旋风。这首诗与同时期的《雪白的墙》等作品也成为中国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作，梁小斌就此也成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人物，与北岛、顾城等诗人齐名。
梁小斌共有9篇诗歌散文入选中学、大学教科书。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徐敬亚曾评价：“在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就是梁小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著名诗人，现实生活中的境况却堪称困难。
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现状
诗人们在自身与宇宙相通的无边无涯的精神世界里，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创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语言奇迹；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他们放弃世俗生活的欢乐，铁锥般专注于诗域。但是，光靠写诗歌是无法生活的，这样的诗人生存状况不佳，被称为“不会经营自己的诗人”。目前把精力完全放在诗歌上的职业诗人目前还是很少的，他们在生活窘迫时，往往靠家人、朋友和亲戚资助。
（诗人生存状况被称为“不会经营自己的诗人”。法国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作品《贫穷的渔夫》）
职业诗人杨嘉利1996年出版了一本自费印刷的诗集，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快20年了，依旧没有销售完，还有几捆诗集放在他的床下。他的作品在全国20几家刊物发表，每月可以收到几百元稿费，扣除邮寄和打印的费用，几乎没有盈利。因为他是残疾人，靠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才勉强生存下去。
左手行医右手写诗
站在岁月的高处／回眸不舍昼夜的大川／江河时而平缓东流／时而惊涛裂岸／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江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南昌市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王治川《秋天的怀念》中的句子。王治川现在供职于江西省肿瘤医院，左手行医，右手写诗，生活倒也平淡幸福。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觉醒了，他就有一种“痛”。这种“痛”，日夜不停地鞭策他把某件事做到极致的好，以此来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王治川要做的事，就是写诗。他说，哪天我的生命结束了，但愿人们说死了个诗人。但是因有所牵挂，所以王治川的诗就有所局限。工作、生活和诗歌，到底谁最重要？到底谁可以舍弃？可能王治川此生都无法有个结果。这也是他永远的“痛”。眼前，王治川最迫切最清晰要追求的目标是，出一本诗集。他至今还没出过诗集。
江河十年只写了十首诗
在长诗《泰姬陵之泪》之前，欧阳江河差不多有十年没动笔了，他在北京的一家著名演出公司做演出策划，一做就是六七年。他很坦然，诗人就不要谋生了吗？
在这十年里，曾被成为“中国朦胧诗五大家”之一的欧阳江河（即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只写了十首左右的诗，但写了很多文章，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领域的评论，甚至还有建筑、摄影和舞蹈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有了音乐和美术评论家的头衔。辞掉演出公司的工作之后，他的生计主要靠“卖字”来解决。2002年起，有日本人欣赏他的书法，独家买断了他十年内的书法作品。
这十年，欧阳江河如同一座沉寂的火山一样存在。或许，这长长的寂寞算不上什么。里尔克、瓦雷里都曾经沉寂很多年，芒克也沉寂了很多时间。诗人写作，有人是长流水，有人有间歇期。欧阳江河自己曾解释说，在这样的时代，他根本无所谓写不写，“我不做诗歌的秘书”。“我成功剥离了作为生活和写作的欧阳江河，没把我的写作变成我的生活方式。”
下海难游泳，上岸没人脉
其实，不仅中国诗人谋生艰难，全世界诗人境况都差不多，即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也很难找到一位真正的全职诗人。在现代印刷术普及前，写作仅仅是爱好，而非职业，印刷术将创作的权利从贵族小圈子中解放出来，让平民也有机会靠写作才华过上自由、富裕和名誉的生活。可遗憾的是，诗歌文体与印刷术不易紧密结合。
（图为余光中背影）
诗歌语言较概括，对不同圈子的人来说，能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此外，诗歌写作门槛相对较低（俄罗斯人说“每一篇树叶都有20位诗人在写诗”），生产量大，且质量标准模糊，造成市场倾斜，故“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余光中的《乡愁》艺术成就不高，可在公众眼中，却成了他的“代表作”。再比如，建国以来作品销量最大的诗人是汪国真，“顺口溜”竟远超北岛、顾城等大师级诗人。
市场化失败，决定了诗歌只能按等级社会中的传统方式来运作，即：写诗本身无法盈利，但可以将其兑换成影响力，再把这些影响力变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之所以出现井喷现象，创作更自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当时这个兑现链条相对完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扁平化，等级间藩篱被渐次拆除，在今天，芙蓉姐姐、凤姐等的影响力比普通诗人要大得多，从而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饿死诗人”的声音。在此之前，中国诗人的职业身份主要是四种：一是体制内专业诗人，二是各国营单位员工，收入不高，生活相对安定；三是校园兼职诗人；四是流浪诗人。在市场大潮冲击下，这几种职业的诱惑力迅速下降，大批诗人投身商海，以从事出版业的为多，比较成功的有李亚伟、万夏、楚尘、沈浩波、叶匡政等。出版业制度环境差，导致市场不规范，盗版、欠款等行为泛滥，真正成功者凤毛麟角。1995年以后，随着各大学待遇猛增，当年下海的学者们纷纷回归，出现了一个“上岸潮”，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诗人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一方面，“上岸”需要人脉资源，非诗人所长，另一方面，诗歌不算专业，大学能提供的教职极少。不适应市场，又无法“上岸”，诗人们不得不在诗与生活间痛苦抉择。
诗歌之路在何方
那么，国外的诗人是怎么活的呢？今年63岁的安妮·卡森是一个奇迹，她的诗集销量一般，但她不断斩获各种文学奖，出道以来，她的总奖金额已超80万美元。而过去几年诺奖热门作家阿多尼斯的主业是大学教授，用他的话说，一生写诗从没赚过钱。幸亏他留在了大学里，对于诗人而言，这也许是最理想的状态。还有一部分诗人靠基金会养活，在社会相对发达的国家，诗人只要知名度足够，申请一份创作基金并不难，但创作基金有时间限制，一般是1-2年，且管理严格，挪用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是在约定时间内，诗人有了一个相对安逸的创作环境而已。
再有就是所谓的“地下诗人”，他们主要有三种生存方式：一是诗歌朗诵会，收入虽少，但比较有保障，国内诗人也曾尝试过，但在沙龙文化、酒吧文化不够发达的前提下，听众不会为此付费，朗诵会无法盈利。二是出版私人杂志，发行量虽小，但经营得当，不仅能提升知名度，还会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三是各种兼职。
虽然国外诗人活得不算好，但对于真正热爱诗的人来说，只要能放弃虚荣，就足以坚持下来，与中国诗人相比，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中国诗人误解了自由
虽然在国外当诗人不难活，但他们在选择这一职业时，往往更谨慎。成为职业作家，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需要良好的职业规划，三思方能后行。相比之下，许多中国诗人却认为职业规划是反诗歌的，是庸俗、堕落的行为，他们更喜欢率性，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这背后，是对自由的误解。
当年严复曾力主将自由翻译成“自繇”，因为他看到东西方所说的自由截然不同。当中国人说起自由时，是一个自我的、生活的概念，追求绝对无约束、放松的状态。而西方人的自由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带有较多的政治含义。在中国，许多人向往自由，却并非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前提是自治，即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误会，认为诗人就要随心所欲，就要完全靠感觉来生活，这样才叫有才华，结果遇到问题时，因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往往落入怨天尤人的境地中，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认为自己的麻烦都是这个不读诗的时代造成的。
反思职业精神
事实是，中国古代从没有什么职业诗人，不能拿古人来说事，在今天，既然选择以诗歌为职业，就应有职业精神，就应超越简单爱好的层面。许多诺奖获得者当年在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时，都是慎之又慎，为了养活自己，海明威、斯坦贝克、马尔克斯等当过记者，福克纳当过编剧，在今天，左手打工，右手写作是常态。在文学的世界外，现代人还要食人间烟火。置种种俗务于不顾，很难长久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
相比于小说，中国当代诗歌更接近国际水准，但也要看到，中国诗人往往是出了一篇好作品后，便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们的成名作让人充满期待，可从那以后，他们几乎不再进步了。不是中国诗人们不努力，而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抑制了他们的进步，他们以为自己因率性而成功，便刻意夸张自己的率性，甚至以排斥理性为荣，结果，他们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随着当初沦为下层的痛感渐渐被淡忘，则虚伪、装腔、生硬等等弊端将日益凸显出来。
与国外不同，中国诗人之间彼此联系极少，很难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只有出现极端事件时，大家才会想起彼此的存在，而自组织涣散，同样加剧了诗人们的生存困境。
来源：腾讯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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