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再反思：伯乐与千里马之辩

□ 李连达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在我国是一件大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方面都很关注。当然，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争论，说什么的都有。这个时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一书（饶毅、张大庆、黎润红等著），可谓正当其时。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的专著，有关事实部分真实、系统、详尽，把争论基本上都讲清楚了，而且客观、全面，观点鲜明。此外，该书对屠呦呦获奖过程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梳理，很有说服力，无怪乎很快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说起来我和屠呦呦还有点关系。我们两个人都是1951年考进北医，同一年入学，她进药学系，我进医学系。毕业以后（她比我早毕业一年），都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在中药所，我在西苑医院。算起来从1951年到现在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将近65年，虽然交往不是太多，但对她的情况还是有点了解。

屠呦呦获奖给我们两方面启示：一方面，她通过艰苦奋斗终于摘得诺奖桂冠，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她获得诺奖也引起了我们的反思——反思科技界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有人问：为什么二三十年前的科研成果，到现在才被承认？也有人问：中国的千里马为什么要由外国的伯乐来认定？中国有没有伯乐？中国的伯乐在哪里？中国的伯乐在干什么？我们国家究竟是缺千里马，还是缺伯乐，或者两者都缺？

上述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我们的科技体制、机制中存在哪些问题，不利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不利于千里马成长壮大，不利于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过度行政化、特权化、等级化。为什么这么说呢？例如在科研机构组成上，现在很多科研机构、教学机构、学术团体在结构上具有政府部门官方机构的特征，这是过度行政化的一个典型表现。

另外，科技界官学一体化比较突出，官员热衷于取得学术头衔，专家又热衷于当官。这类事情如果不是从工作层面考虑，过分了，泛滥了，就不应提倡。事实上，学者当官往往会带来特权，带来一系列好处。比如说课题多、经费多、助手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多、各方面支持多。这种情况下就会出成果多、文章多、获奖多、青云直上的机会多。

现在有些负面影响已经产生：在第一线工作的、无官无职无权的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压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其自主科研活动能力，包括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学术活动、独自科研思路等等发挥不出来，很多科研人员实际上是高级技术员，是按照别人的指挥棒，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科研。这样就会使大量千里马或者说幼马的成长受到压抑。这是当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把千里马套在牛车上，关在牛棚里受到冷遇，还能日行千里吗？既是千里马，就要给他基本的条件让他能够奔跑起来，真的日行千里。我们的千里马不仅仅是屠呦呦一个，应该有大量精英成长为千里马。但是，现在千里马成长的条件还不是很理想，一些非学术因素干扰了学术问题。有些是利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问题，而不是依据科学规律来解决科学问题。

一个问题是评审标准问题。现在一些专家几乎天天在开评审会，没完没了的评审：选题立项评审，人员晋升职称评审，研究生毕业论文评审，大学排队的评审，研究室排等级的评审，等等。这些评审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化、特权化、等级化的干扰。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很理想、很科学的评选标准。最普遍的“参照”是SCI论文数多少，引用次数多少，这样就导致科研人员一脑门子抢课题、抓文章。在我们医学界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有些医学专家科研水平很高，抢项目、抢经费的水平很高，出文章、出成果的水平很高，公关走后门什么都能，唯独不会看病。我们没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审标准，种种不公平问题的存在必将影响到科研人员的成长，甚至埋没一些千里马。

所以，在庆祝屠呦呦获奖的同时，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一下科技界存在的问题。不能满足于一个屠呦呦，我们国家需要有更多的屠呦呦，出更多的成果，更多的人才。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笨，可为什么拿个诺贝尔奖那么难，得的人那么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都有。我认为科技界的“三化”（过分的行政化、特权化、等级化）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人才的成长，应该引起重视。

（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药药理学专家。本文据作者11月27日在《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