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未下神坛的“赛先生”

文/叶鹏飞（联合早报）

科学知识在任何时刻，严格说都是当时科学界最有专业共识的理论，但并非最终真理。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已经在日常意识里成为真理的化身。华人之间的对话，“不科学、不民主”都是对对方严厉的指责。但是，这两位先生在走上神坛之际，也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迷信，被供奉为不可置疑的新权威，乃至成为个人和集体培养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的魔障。

“德先生”至今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祇，在两岸三地，无论朝野，或镇压或反抗时，都不会忘记高举自己代表民主的大旗，仿佛如此便站稳了道德高地。

更为隐晦不见的则是“赛先生”的影响。因为是随着中国人反传统的大潮而殖民了华人的思想意识，“赛先生”在华人社会的潜意识里，尤其是其“西方”“现代”“进步”等符号或价值的替身，恐怕比“德先生”还有更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任何的辩论，只要给对手抹上“不科学”的墨汁，就几乎胜券在握而无需再进一步讨论了。

西方科学界最近关于“复制危机”（replication crisis）的反省，或许能说明现代科学的本质，帮助“赛先生”除魅，还原科学的本来面目。代表美国科学、工程学和医学的著名专家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4月发出呼吁，要求科学界重视研究结果无法重复的问题，特别是在心理学及生物医药学这两大领域。

美国心理学界在去年公布了一份调查，270名心理学家针对美国顶尖三大心理学学刊所发表的98项心理试验结果，按照原来的方式重新试验，结果惊人地发现只有39项试验取得相同的结果。世界权威科学期刊《自然》表示，70%的科学家无法复制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超过一半甚至无法复制自己的研究成果。全球制药巨头德国拜耳集团（Bayer）发现，交托独立第三方实验室重复的癌症药物试验，只有25%取得复制结果。全球最大生物制药企业之一的安进公司（Amgen）则透露，在公司的53项试验中，仅有六项取得复制结果。

这个现象背后反映了诸多问题，包括科学学刊、媒体与大众、投资人等只对新颖的试验结果有兴趣，促使科学家为了出名或争取更多研究预算，竞相标新立异，甚至在试验时取巧来迎合社会期待等制度性偏差，结果导致大量研究资源因此浪费，甚至影响了后续的科学研究，进而伤害科学的信誉——美国保守派质疑气候变化、以毫无根据的副作用为由反对为孩童注射疫苗、主张在学校教导上帝造物论以“平衡”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可以利用“复制危机”来质疑科学的正当性。

当然，自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长足发展以及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改善，成效有目共睹，不容轻易抹杀。但是“复制危机”所反映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作为一种根据理性来理解事物的活动，它是通过反复的证实去伪来获取新知识的。这个过程由合理的假设开始，经过推敲成为理论，再由试验来确立理论的有效性。同时，理论的有效性还必须建立在同业认可的专业共识上面。这个过程的优势在于，经由类似的程序所逐渐累积起来的知识，可以经过证伪的排除法，让假设越来越合理，理论越来越精细，试验越来越深入，形成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

可是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持续不断的知识探索过程中，理论会因为新的试验而被反复修正甚至彻底推翻——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解释现象世界的最有效理论。有效的理论，还能够准确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轨迹。正因为这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性循环，科学知识在任何时刻，严格说都是当时科学界最有专业共识的理论，但并非最终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科学精神首先必须建立在承认当下的“无知”，由此开始寻找证据，建立理论，甚至对于发现了与理论冲突的证据采取欢迎态度，因为这将促成理论的修正或颠覆，以至于进一步接近真相。因此，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科学罕有因为无知而产生的禁忌，一切的未知或异常都不是恐惧的来源，而是等待发现的探索对象。

相对于这种对知识的谦卑理性精神，则是态度狂妄的“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绝对化膜拜的意识形态，以为除此都不算是知识的错误想法。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初被誉为原子核物理学之父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所说的“除物理，皆集邮”（There is physics, and there is stamp-collecting），蔑视物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为“不科学”。从不时出现的睨视中医药学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反映华人社会对“赛先生”的推崇，大概还停留在这种非科学的心态。

五四运动转眼即将百年，人们何时才能走出对“赛先生”的迷信，培养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抱真正的科学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