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德云是个海归，在美国很多年，回国4年，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应邀前来参加论坛的他讲了一个朋友孩子的故事：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孩对土豆很好奇，天天研究为什么土豆的芽是从凹进去的地方发出来的。有一次幼儿园老师让大家带一个最好玩的玩具到学校来，这孩子就带了一个土豆，结果被老师训了一顿：“怎么带这种东西来？”这孩子以后再也不碰土豆了。

“也许一位优秀的生物学家就这样被无情地扼杀了。”邬德云感慨地说，“小孩子是上帝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这些老师为什么不是去雕琢他们，而是去摧残他们？”

不过，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吴启迪在此时帮老师们说了话，不断强调着“不能老说老师的坏话，否则更没人愿意当老师了”。

台下的一位听众又开始炮轰中国的大学教育。这位自称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的听众感慨：自己进了大学后就像被放了羊，除了上课，要见老师一面都难，“怎么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与导师彻夜长谈呢？”他还特意去问了在清华、北大读书的同学，发现情况也都一样，“甚至更糟”。

这番话引起台下听众的共鸣。台上的上海市教学名师、上海交大教授刘西拉也坐不住了。今年已经70岁的他曾当选上海交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至今每周还要上8节课，他呼应那位听众的观点：“一个老师上过三周课，就应该能叫出班上大多数学生的名字。”但他对高校的现状也很无奈：自己以前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一个人带5名研究生，而现在一个人要带10名博士生，“我根本无法保证与每个学生经常面对面的交流”，只好用电子邮件沟通。为此，他戏称自己为“E-mailProfessor（电子邮件教授）”。

上世纪80年代，刘西拉与钱学森有过一段交往。在他看来，有关杰出人才的问题，其实钱先生自己早有答案。“那年我刚回国，钱先生请我吃饭，饭桌上谈的都是音乐。”刘西拉说，搞音乐一定要先学好“1+1=2”，而后才能干出“1+1≠2”的事，创新亦然。现在，教育的问题是，在教会学生“1+1=2”之后，如何让他们萌发出“1+1≠2”的灵感。

刘西拉认为，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而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教学计划，“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合，用着全国统编的教材，怎么能有创新？显然，我们把教育这个复杂的‘非线性问题’简单‘线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