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病案]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

黍匀营养机构编

人物简介：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法国将军、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有“戴高乐主义”称号。

健康指标：满分10分，长期处于5.1分。

    危机受命

    1958年法国陷于瘫痪中。然而在沉沦之前，它看到火炬转移到退役准将夏尔·戴高乐的手中。

    由76万名显贵组成的选民团以78%的选票选举了他。对他来说已为时过晚。夏尔·戴高乐已经68岁。他已经满头白发，臃肿笨重。但法国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属于那些天之骄子，他们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即医生所说的处于绝对的安宁之中。事实上，这是一个意志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在一生中完全逃脱身体的烦恼。他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从不过问自己的身体。但是，那推动着他们到达极点的权力欲本能和信念，使他们与平静的人迥然相异。幸运的戴高乐懂得在身体衰弱加剧的时候抽身。正是在这种宝贵的意义上他的榜样是值得一提的。

    1940年，当法国在动乱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他把握了领导权，并使法国摆脱了耻辱。由于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1958年他又一次执掌了政权。但在过去的18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戴高乐将军这一次所承担的使命，是令人扫兴的：确保法国的退却，限制思想创伤，然后使法国再生。

    戴高乐是一个古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所受到的教育并不能说明他的这种本能。他在军队中所受的锻炼也不能给人以更多的情况。起初在圣西尔，这所培养军官的基地，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学校，兵营的生活，晋升的台阶。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有价值的是平庸之辈。亨利·伯格森说，人应该把智慧和冲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实干家。这一教诲深入了戴高乐的思想。

    他的第一次机会等了很久，直到1940年6月6日才敲响。总理保罗·雷诺把他作为国防部副部长召进政府，暂时领准将衔。拥有合法权力的戴高乐于是解放了他禁锢着的第一次冲动。第二次机会是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一种冒险的气氛袭击着法国。9月，戴高乐在巴黎用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使他得以重建共和国机构。但他看到党派复起，名称和拥护者全然未变。于是他在1946年离开权力，独自穿越旷野，长达12年之久。1958年，第三次机会。国家柔软的腹部害怕命运的压磨，一队禁卫军人把他召唤到权力岗位上来，他被推到爱丽舍宫。他始终一贯地孤独、超脱、高傲，置身于混乱之上。

    他重新执政显然使多数人民感到满意。但某些人开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事实上，他属于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永远闭口不谈的人。和父亲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不太注意身体。教养甚至使他强迫自己永远不要抱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上尉曾三次受伤。手、腿，最后是屁股挨了刺刀。但他从不谈及此事。同样，在布瓦斯里住宅，这座他1937的军饷勉强买下的公证人的城堡里，没人敢谈论他有病。他的病，只有一个人知道：安德烈·利什维兹博士，他的私人医生。每次戴高乐将军离开科龙贝去首都都要见他，有时是专门去看病。

    糖尿病症

    利什维兹博士之所以中选并非出于偶然。他的专业直接关系到将军，将军正经受着轻微的糖尿病的折磨。其特征是尿里含有持久的不正常的葡萄糖。这是糖在尿里的调节功能混乱引起的。

    他身体里的这种新陈代谢紊乱，由于小心防备、注意饮食和借助于化学方法而受到控制。将军对威胁他的表现无一不知，像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一样。这些表现危及周围的神经，引起血管并发症。其中一个是针对眼睛。当视网膜受到影响的时候，则会引起盲目。有时，只是使水晶体受到损伤，即那个每只眼球前面透明的、可以把外界捕捉到的图像投到视网膜上的透镜。水晶体的变形引起近视、远视、老视和色盲。当透镜不透光的时候便产生了白内障。几乎总是两只眼睛同时受损。

    高龄再加上糖尿病。糖尿病于1956年影响了戴高乐将军，他那时刚过了66岁。决定摘除两眼的水晶体。当时做这种手术还是很痛苦的。戴高乐将军难受了几个星期，虽然担心未老先衰，却也战胜了这次考验。从此他不得不戴上特制的大玻璃片眼镜，但他拒绝在公众面前戴它，以便忠实于1940年6月18日的那个人的传奇形象。不过他不能再清晰地分辨他面前的人脸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些黑影。

    做过眼睛手术一年之后，利什维兹博士严禁戴高乐将军吸烟，这使人不能估计血管破坏的广度和范围。他的确吸烟很多，每天三盒。

    戴高乐将军却由于和权力重逢而精神焕发。从1958年起，糖尿病、视力微弱均被他忘记了，权力给予他的快乐使他陶醉。这种快乐使他再也感觉不到身体的紊乱，甚至即使潜伏性破坏还在继续。这些紊乱，由于没有感觉，一点也不妨碍他智力的使用。外表和行动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年纪，但思想的活跃、推理的精细使人忽略了身体的衰老。

    他以每天10小时的节奏工作着，当统治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他有时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他开始了使他的耐力经受严峻考验的马拉松。在他的第一个七年之中，他通过电台和电视向全国讲话30次，他和法国所有的法定社团及市长谈过话，他访问了2500个市镇，作过80次旅行，接见过数千人次，举行了8次会议，至少与1500万法国人见过面。

    在他第一次任总统期间，他的政策的要点尽人皆知。法国在他的领导下，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只有它自己的利益。他在这点上颇与斯大林相类。他把自己永不动摇的勇气、尊严和思想献给了法国的独立和荣誉。

    戴高乐夫人对政治的喧嚷漠不关心，暗中照料着她伟大丈夫的身体。她决定他的饮食，让人不要把他的酒杯和盘子上得太满。他没有受骗。当太太们不在饭桌上的时候，他则贪嘴直到满足为止，例如在朗布依埃打猎午餐上便是如此。

    他依然经常受到疯狂行动的威胁。他对此并非不知。他甚至私下对人说这样死去也并非不好。他对200名卫士、对15名便衣警察和保护他的5名保镖感到不能忍受。

    他的随从担心他可能会突然死于身体的不幸，从而强化了为他服务的医疗工作。1959年12月，他的弟弟皮埃尔在爱丽舍宫忽觉心脏严重不适而丧生。戴高乐将军亲眼目睹的这一悲剧。以后医生总是携带着应急药箱。他们的任务是进行初步抢救，保证生命不死。那位主治医生，利什维兹博士死于1963年7月。死前，他向戴高乐介绍了罗歇·帕里耶博士。

    前列腺手术

    1964年起始，戴高乐将军的身体就多灾多难，虽然这一年在政治上来说是他的第一个七年任职期间最为平静的一年。他已经74岁了。他受着世界末日远景周期性的折磨。他的语调变为失望了。他的左右，虽然深知他会演戏，也不知道他是否是在以此遮人耳目。他使自己的身体硬挺着，这可以从他的身体变化上去估计。早晨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几小时后便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而第二天却又恢复了常态。从此，别人的长寿使他着迷。

    他最为害怕的是衰弱和让人看到他那副惨相。他有时也有自己的幻觉。他很久以来就认为他将死于癌症，他把心事告诉了利什维兹博士。1964年初使他越来越难以摆脱的苦恼是衰老。这种现象，由于他从1925年起就已经在菲利普·贝当身上研究过而非常熟悉。贝当每天只能工作四小时。戴高乐写道：“他的智力没有了，但他仍然不肯罢休。他甚至野心更大。他像一个女人一样，遇到了绝经期危机。野心是老年人一种最后的欲望。”

    他的身体所受到的损害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严重。他在1964年3月15日至24日对墨西哥进行的正式访问便是证明。实际上他身上有一个瘤子，在前列腺上。这个男性分泌腺，状似栗子，位于膀胱下面，通常紧紧围绕着排尿的尿道。由于分泌有营养的液体，它对保护男子的精液颇有好处。当一种腺瘤——有时是癌——使它的体积增大的时候，它便使尿道受压，使排尿受阻。它可以引起完全潴留。当它的充血不能用药物和温水浴治疗的时候，则必须动手术。但戴高乐不愿推迟对墨西哥的访问。结果手术推迟，彼埃尔·阿布尔克博士，最有名的泌尿科专家之一，在他的膀胱中安了一根导管。

    “在给他放置导管的时候，”这位外科医生写道：“他几乎和我一样地了解病情。他对我说他想见见那位制造这种导管样品的医生以便向他表示祝贺。我回答说这大概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美国人。他顿时面红耳赤，向我大声说道：‘别跟我说您给我放了一个美国导管！上帝，难道没有法国的吗？’我急忙向他解释样品是经过许可在法国制造的，它因此是法国的。‘好，’他说，‘但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样品。博士，我不愿意让人们知道您给我安放了一个美国导管。您将把这个视为国家机密。’”

    不管这种人造器官是美国的还是法国的，有一个事实是不能更改的，即带着它有时会让人感到疼痛。将军周围的人捉摸着病况的严重性。人们暗暗地观察总统的举止。他毫不畏惧地迈着大步，忘记了痛苦。他的形象超越了自我，他所代表的是法国。

    回到巴黎不久，他进入科尚医院。4月17日，他把自己交付给阿布尔克教授的手术小组。让·拉斯内博士是后者习惯的救生医师，负责麻醉。医生扬起手术刀，他切开腹腔，通过下腹部，进入胳窝，切除了前列腺而保存了膀胱，活组织检查证实它并非恶性。

    戴高乐将军于秋初恢复了体力，他肯定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9、10两个月进行了疯狂的旅行。25天内，他像冲锋一样，访问了拉丁美洲10个国家。电台和电视上的讲话，丰盛的宴会，飞机上很少睡眠，顶住抗议的喊声，握过数千人的手，在拥来的人群面前从不后退一步，没戴眼镜的病眼对着难以承受的太阳……

    只就身体而言，他重新执政晚了10年——他曾与利什维兹博士谈过——自1965年便开始显露出来。戴高乐将军75岁的时候，进入身体开始瓦解的年龄。然而他却开始了又一个七年执政。

    自动引退

    他的第五共和国产生于动乱之中，毁誉参半。随着危险时代的结束，人们精神的逐步安宁，观察家们变得越来越苛刻。他们说，将军还要以他的方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干几手漂亮的。恢复法国的威名，在军事上退出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努力建设欧洲。然而他无法与苏美对世界的瓜分和控制抗争。他们认为，如果说他在内政方面可以把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工业化，他却不能解决财富分配所引起的经济困难。他的“合作计划”滞留不前。

    在他的身后，摆脱的愿望开始出现在某些他最亲近的合作者身上，甚至包括乔治·蓬皮杜，这个他后宫里培养起来的人，也觉得解放的热情在他身上冒了头。

    在这些越积越多的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将军是否觉得要有他过去那样喜爱的风暴产生？如果风暴突起，他能控制得住吗？他的记忆力良好，思想机器的齿轮涂了油，运转灵活。他还能举行盛大的长达90分钟的记者招待会，还能发表一小时令人赞叹的演说而无须看一眼笔记，并且与记在心中的原文丝毫不差。在外交方面，这是他真正的战场，他的好斗性格并没有减弱。

人们不应该对这种种立场感到奇怪，它们是戴高乐神秘主义的自然产物。然而某些人却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利用，作出另一种解释，说这是总统大脑不断衰弱的表现。那一小撮在巴黎街头大肆鼓噪的年轻人，怀着惊恐之心看到政权摇晃起来。戴高乐将军那时在国外，正在布加勒斯特对罗马尼亚进行礼节性访问。他回国的时候发现了危机，他的政府没能够控制。工人们也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次，政府要干涉了。戴高乐已经掌握不住局势了，他正经历着一次精神危机。1968年6月，选民们使他以压倒多数获胜。但是勇气却没有了。一个人，78岁的高龄，不可能再去和一个新班子对一个国家进行政治征服了，而这又是他非做不可的。

虽然6月的投票在他的名字周围集合了那么多人民的选票，他却对身旁的许多干部失去了信任。他终于和蓬皮杜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紧守着自己的孤独。

他对女婿阿兰·布瓦西尼和儿子菲利普从未隐瞒过他将于80岁时抽身。他的医生，当然还有他自己，知道一个主动脉的壁间动脉瘤正在他身上发展，这是几年以前发现的。血管内壁受着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的共同作用。某些固定部位的扩张，类似某种疝，影响了主动脉，这条联系胸和腹的大血管。毫无疑问，糖尿病对此病的形成也起了作用。医学院这样说：这些动脉瘤表明主动脉的内膜多数断裂，它们使中层膜及外壁膨胀，从而可以穿破血管。

    对戴高乐来说，离开的时刻到了。他把舵一直掌到今天，没有动摇，克制自己，从没谈过身体的痛苦，这些痛苦本来可以使不止一个权力竞争者半途而废。在他的飞机里，人们多少次看见他端坐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睁大着眼睛，而他的部下却因为疲惫已极而大睡特睡？他对气候对疲劳全然不觉，当他代表法国的时候，他在世界到处都为人们做出榜样。接着侵蚀开始了。他不会在公众面前跌下去的，这是不可想像的。

    通过一次故意的公民投票，他自己打开了通往结局的大门。“反对”意见在1969年4月27日占了上风。那天晚上，午夜过了11分钟的时候，戴高乐将军辞职了。他立刻赶回他的家。现在大家知道他是在那儿等死了。

    因为一种预见压迫着他：在他退隐之后，那些“小锅底下的小火”又要重新燃烧了。法国不会很快地在国际大家庭里恢复它令人敬畏的地位，它将缅怀它的过去。他对它从此无能为力了，他的身体使他永远不抱希望了。

    1970年10月，将军第一次说他背上隐约作痛，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动脉瘤扩张侵蚀脊椎骨引起的。1970年11月9日黄昏之时，主动脉上的一个壁间瘤，大约位于心脏膜附近，破裂了。大出血使戴高乐突然谢世。

据几个专家说，这是由壁间动脉瘤所引起的死亡，这一病症特点是身材高大，漏斗胸，四肢很长，视力混乱，内分泌破坏以及主动脉的壁间动脉瘤。

人们按照将军的愿望安葬了他。没有举行国葬。他希望这样结束。

    参考资料：《病夫治国》.阿考斯，郎契尼克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