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47]焦虑,是欲望还是压力?
黍匀营养机构编
社会的转型,能力的缺乏,财富的追逐,竞争的白炽化......焦虑,正在没有准备好的人群出现。如何应对焦虑,是适应变型社会的一种能力。
升职难,坚守还是离开?
升职不容易,在任何时候、任何单位都一样。但专家认为,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抱怨和争议。反观当下,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敢相信单凭能力就能升职,反而不得不借助请客、送礼、拉关系、套近乎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之感由此而生。如果升职无望,应该选择坚持,还是离开?这是一个“两难”话题。
公务员刘书的妻子是一家外资企业的销售主管,每月收入2万多元,经常开玩笑对他说:“你每月就这点死工资,升职无望只是‘混日子’,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可是,究竟要不要离开,刘书拿不定主意。他说:“作为公务员,至少有一定社会地位。真要放弃这一切,有些不舍得。再说,辞职之后自己又能干什么呢?”
办事难,为啥总要“找关系”?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例如,一旦在路上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就习惯性掏出手机,赶紧找熟人疏通关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上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就更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总是让人心力交瘁,焦头烂额。我们不必责备这些“找关系”的人。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老板陈伟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无奈之下,他通过朋友找到有关负责人,半小时搞定。陈伟强说,有时候落实一个项目,按程序审批至少要一周,多则一个月,但找熟人一两天就能搞定。“虽然找关系也要花钱,但比起项目的运营成本,就不算什么了。”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结婚难,理想伴侣在哪里?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30岁的赵晶仍然单身。2008年跟男朋友分手后,赵晶也接触过一些异性,但都没有结果。赵晶说,以前自己不怎么在乎恋爱的结果,觉得自己高兴就好,但没想到自己转眼就变成了“必剩客”(网络上对29到30岁之间未婚人士的称呼)。看着周边的朋友们成双成对,有的还有了小宝宝,心里就会觉得空落落的。“有些着急。”赵晶说,“但结婚必须得找有感觉的人,总不能凑合着过吧?”专家认为,年龄越大,恋爱机会将越少。与此同时,来自家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加剧了大龄单身人士的“不快乐”情绪。要求高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女孩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女孩都想找事业有成、品貌端正、性格相投的对象,但条件真正好的男士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多。一些女孩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更增加了找到合适伴侣的难度。比如,有一位女孩表示,她喜欢吃油炸食品,希望找有同样爱好的男朋友;另一个女孩表示,自己很喜欢玩、喜欢聊天,男朋友也应该爱玩、爱聊天……如果要求这么高,不允许存在一点点差异,怎么能找到恋爱对象?
此外,结婚成本高也困扰着很多年轻人。买房、买车、拍婚纱照、请婚车、摆婚宴……结婚的花费越来越高。据有关机构测算,受食品涨价等因素影响,上海婚宴的平均花费就从2009年的6.6万元涨到今年的8.9万元,每年上涨12%—15%,甚至连喜糖的价格都涨了8%。结婚成为不少年轻人“不能承受之重”,不得不“裸婚”。不少人说,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如果不想接受“裸婚”,只能等物质条件成熟了再说吧。(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焦虑的类型
就业焦虑——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身份焦虑——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
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财富焦虑——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应对焦虑
公务员连年热考,大国企万人追捧,移民课热火朝天……近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个现实值得关注: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这就是社会焦虑,它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焦虑感广泛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一时的焦虑倒无所谓,长时间焦虑就会很痛苦;一个人焦虑可能是个人原因,一群人焦虑就是社会问题了。许多人有焦虑感,其严重性不言自明。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做更多努力,进一步深化改革,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同时,要多创造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与此同时,化解焦虑心理更需要个人努力。例如,相比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物质生活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但“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旦看到周围有人生活比自己强,一些人就产生不平衡心理。这种焦虑,不能都归咎于社会吧?焦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求而不可得”。但我们要知道,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们要想在自己生活领域拔得头筹,必然面临竞争。既然有竞争,就会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成功了自然值得高兴,但失败了也不必咬牙切齿。如果连这样一个最起码的正常心态都不具备,焦虑感注定会伴随终生、无法排遣。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只有提高自身能力,坦然面对压力,才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快乐。
首先,努力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房奴、车奴、孩奴”……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第三,尽快完善民生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
鸣谢:
1.崔鹏,《焦虑,来自欲望还是压力?》
2.北岸,《他们为啥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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