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内办的第一个开放性研究所，当时在高校办这样的机构有困难，但在科学院可以做，因为科学院的制度一直比较开明。十多年来，我们办晨兴数学中心是比较成功的，替国家做了许多事。然而，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高校也有很多改变，在某些项目上，部分高校投入的经费比科学院还多，它们争取私人基金的能力也比科学院大。在竞争优秀人才和研究资源方面，科学院面临的挑战很严峻。

　　对于在新时期科学院如何更好地发展，我认为，科学院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年轻人的培养方面，力度还不够；评审制度不够公正，影响到年轻人做科学的意愿；科学院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本科生。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是最重要的

　　期望至少有一半的优秀学生能在国内念博士，否则国家在教育上花了那么大的多功夫，却没有好学生留下，这样下去，中国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好的研究、办好的大学。

　　科学院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这是科学院不同于国际上其它国立研究机构的主要之处。

　　中国科学院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年10月在北京成立，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尖端科学技术特别核物理、空间科技等新兴领域的高素质人才，第一任校长是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郭沫若，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出任大学各系系主任，他们亲自编写教材、授课。

　　然而，据我了解，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教育部和科学院双重管理，多了一层管理，科大应该得到的好处却没有拿到，比如教育部组织高校对外交流时，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名校总会在其中，往往将科大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科大是科学院的机构，科学院也不见得能填补这个空缺，这对科大的本科生来讲，是有点吃亏的。

　　我为什么要专门提科大呢？因为科大出了不少优秀人才，科大的本科生也很好，所以，科学院要好好利用科大培养的学生。

　　我记得，十多年前，教育部时任副部长韦钰到哈佛大学访问，与哈佛大学签署了一个协议：由中国政府资助，每年派遣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到哈佛大学访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根据我的记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在里面，表明教育部在对外时是将科大排除在外，所以，科大处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这不公平。

　　作为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是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在哈佛大学最困苦的时候，也就是三年前的金融海啸时，哈佛将什么东西都削减了，唯一不减的是本科生近1亿美元的财政资助。为什么？因为哈佛知道，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好，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放弃了这个根本就等于没有学校了。 但我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大学还是中国科学院，并没有将之作为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因为目前国外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比国内好，政府出资派遣优秀的本生科到国外很好研究型大学深造是一件好事，但我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优秀教育机构，至少能让一半的优秀本科生能够在国内深造。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总不能永远都靠国外的大学来为我们培养学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出国的留学生已达100多万，基本上最好的留学生都没有回国，这个状况一定要改变。否则，国家在教育上花了许多功夫，却没有好学生留在中国，这样下去，中国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好的研究、办好的大学，因为好老师希望有好学生。所以，我们应该多管齐下，有好老师来，好学生就会留下，有了好学生，好老师就愿意来。

　　我建议，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设一个科大分部，创建一个小范围培养最好人才的机制，将选拔出来的高年级本科生集中在科学院本部培养，这批最好的学生毕业后能有一批留在国内深造。

　　同时，科学院的研究生前两年要在研究生院集中上课，但授课老师与研究生导师脱节，科学院的研究员基本上不教书，他们又抱怨学生没有教好，所授课程不是他们需要的。我认为，研究生应该一开始就应该在研究所来培养，研究生可以选择跟随多个研究员，扩大知识面；同时规定研究生每年有20--25%的课程是在专业之外，并鼓励研究生们组织讨论会。

　　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学生们会自己组织讨论班，但中国的学生很少这样做，应该鼓励研究生们在学问上互相鼓励。

　　要竭力培养年轻人的活力

　　最好的研究都是年轻时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年轻人的活力。

　　我认为，无论是科学院还是高校，中国学术界在年轻人的培养方面，力量还是不够。

　　中国的整个教育系统和研究系统与美国刚好相反，成果也刚好相反。美国是从下到上培养，从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到年轻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重点是从下到上，因为在美国我们晓得，好的研究是年轻人做出来的，也影响到年纪大的人的学问。中国做学问方法还是典型的师徒制，师傅越老越好，金庸的小说里，师傅到了80岁、120岁，还是比年轻人能干，一般人的观点是老师最好，老师的老师更好，所以，永远是他们最好。这种观点很错误，一个人做研究的能力到了高峰后自然会衰退，假如能指导年轻人，与年轻人切磋、互相激励，反而会好得多，所以，往往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年纪大的人做得也好一些。

　　我们看世界学问的发展，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过几年教授，最后我决定离开那个地方，其实那里聚集着世界一流的资深教授，可是往往他们最好的工作都是在进研究所之前做的，进研究所之后，因为与年轻人的交往少了，反而没有做得那么好。想做研究要与年轻人一起做，一方面竭力培养年轻人的活力，一方面维持自身的活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退休，目前中国学术界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出现新的人才断层现象。

　　我建议在培养年轻人的同时，科学院还需要不遗余力地争取真正有能力、仍处在学术活跃期的世界级大师，才能够带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向前走。作为科学技术最先进的美国，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这是美国强大的根本。比如，19世纪，德国的大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向德国学习，德国大学的模式对美国近代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的许多名教授先后移居美国，在彼邦桃李满门。

　　在邀请大师方面，科学院没有高校放得开。现在中国的高校甚至可以到美国第一流学府去聘请大师；遇到世界一流的学者，就要争取，但我觉得科学院数学学院在请大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不上清华大学。我觉得科学院应该在这方面花一些功夫。与其请几十位兼职学者，不如请两、三位全部时间在中国、替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拚命去做有能力的学者。

　　邀请真正第一流的大师到科学院来全职服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全世界都缺乏人才，在学术上第一流的人才，不仅中国想找、亚洲想找，美国也在找，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花很大的功夫抢人才，我们抢的人才并不是普遍人才，而是最好的人才。最好的人才是通过最困难的方法邀请来的，请他们来带领学术与研究的发展。

　　评审制度一定要公正

　　中国学术界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不晓得谁是真正的好，谁是真正的不好，往往一视同仁，好的人和不好的人都上去了，这是平等带来的一个问题。

　　2005年10月，中国科学院首次组织国际评审委员会，对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国际评估，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卫＆#8226;格罗斯是评委会主席，我是评委会成员之一。

　　我们当时组成了好几位海外最有名的学者，到理论所来讨论它的结构和学术发展，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国的学术评审，应该找到国际化的专家，而不只是找国内的院士和学者，科学院至少愿意找比较公正的方法来评审，但还是不够。我想评审制度应该很严格、很认真地做，给研究人员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让他们晓得只要刻苦努力，就能成功。只有研究人员有这个感觉，什么都能解决，没有这个感觉，那就完了。

　　我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很多问题在于评审制度，评审制度不公平，影响到整个年轻人的意愿。许多年轻人做研究是为了要做“杰青”、做院士，而不是真正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或者想去提高整个学术界水平，这是不幸的事情。在美国也很尊重院士，但从来没有人为了做院士而做学问，或者去「串联」，中国有不少这种人。

　　当评审不公正时，就会出现误导。比如在某些领域，看看近20年‘杰青’和院士的评审人，变来变去都是同一批人。新知识的发展非常快，这批老院士的知识有限，他们怎么有能力来评审新学科的带领人呢？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为了做杰青、院士，年轻人宁愿做一些很普通的科学，可以是普通中比较杰出的研究，让评委对他别眼相看，因为是做他们懂的东西，可是有些院士根本不在乎懂不懂，而是用人事关系来决定，这种情形一定要打破。假如年轻人一个小伙子做了很普通的工作也当选‘杰青’和院士，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会让许多年轻人觉得如果做这样的学问也能得到赏识，那自己为什么还要很辛苦地做那些没有把握成功的研究呢？我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呢？真正有学问的人得不到重视，感到失望和气愤，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评审制度一定要改，否则，整个中国的科学技术前途是很黯淡的。

　　美国有也人事关系，但美国最好的一点是优秀的研究人员很多，因此没有一个研究人员可以一手遮天，真正有意思的工作总会得到赏识，始终会出头。有了这样的保证，美国的年轻人会花很大功夫去冲，去找好的思想、好的研究；美国能吸收全世界的人才，并让这些人才能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有一套公正的同行评审制度，我希望中国也能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和制度。

　　我发现，科学院最近几年来有一个趋向：比较重视应用研究，体现在对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拨款上。举例来说，近年来数学学院发展的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应用数学。“纯科学的成果虽然慢一点，但最后到应用上时，会改变整个应用科学。没有好的基础科学，不可能做出好的应用科学。中国是一个大国，要有长远的战略计划，不可能要求今天投进去，明天就要有成果。没有基础，往往是今天投入一大笔钱，过十年后也没有成果。如果基础研究得到的资助不够，科学很难发展，很多重要的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是偶然发生的，我们要允许这种发展，所以，我希望科学院能创造出做研究的灵活性，至少要允许一小部分研究人员可以从事没有限制的研究。”（科学时报记者王丹红采访整理）

    作者：丘成桐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