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59]文论：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

黍匀营养机构编

    编者：中国科学院举办了“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9月下旬评出特等奖以及其他奖励文章。这里编辑部分优秀文章共享科学智慧。

    1.郎尼·汤姆森  需要高质量、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我很荣幸地受到邀请，能为中科院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从1984年开始我就一直在中国工作，起初在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之后在青藏高原研究所。我认为中科院在重视科学、科学家及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等方面做得很好，对其所属机构及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让人印象深刻。

　　随着我们步入21世纪，对教育及科研的投入变得尤为重要，这是每一个国家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我们才具备构建未来的能力。我认为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是摆在地方、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支撑体系面前的日益严峻的环境变化问题，目前这一体系支撑着70亿人，到2050年将为90亿人。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都身为人类。我在很多国家旅行和工作过，从不同的人和文化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在优越的及恶劣的条件都一同工作过，在此过程中我一直坚信人类精神的美好与伟大。虽然我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精神信仰，但是我们因同为人类而被紧紧联系起来。我们共住一个地球村，个体所面临问题就是大家共同的问题。教育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关键，也是人类的希望。

　　在这个国际间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时代，我们必须更加努力了解世界这个大社区的公民。这是建立理解、信任和归属感的最好方法，也是抗击人类所面临最大挑战的必然要求。 这个最大挑战，我个人理解，就是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一生都在从事冰川及气候历史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发地担忧气候变化的现状及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无所作为， 也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对第三极（青藏高原）环境的影响。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中国的姚嬗栋教授及德国的Volker Mosbrugger教授合作，组织和启动科研项目来传播科学知识、培养科学人才、发展先进技术及为面临环境变化的第三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应性策略及意见，其目标主要在于加强我们对第三极环境系统的理解，提高我们对未来情况的预测能力，建设能捕捉、存储和检索数据的基础设施，发展固定机制以促进研究人员间的合作并方便决策人及时获取信息。要应对气候变化对第三极环境的影响，这一地区的10个国家都要参与进来，共同努力；要应对其对全球环境带来的变化，各国人民则须参与进来，共同努力。

　　最后，要想达到上述的目标，需要高质量、经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我始终认为在选择资助项目时，要经过严格的、具有竞争性的评审过程，同时要坚持经同行评议才能发表研究成果的准则。我们还需确保评审过程由在相关学科领域获得一致认可并掌握相关信息的科学家主持。资源的分配要着重于优秀的科学家和机构，并且要体现公开、公平，让大家能明白决策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制定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筑造以科学为基础的各种平台，才能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

　　我们所处时代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很难预言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我最爱的几个引语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43年，IBM主席托马斯.沃德森说：“我认为全球市场可能只需要5台电脑”；1981年比尔盖茨说：“个人电脑的内存需求将不会超过637kb”。最后，我想说罗伯特＆#8226;戈达德（液体火箭的发明者，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句话说得好极了，他说: “昨日的梦想乃今日的希望、明日的现实”。我们很幸运生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但是我们需要找寻一种方法来共同努力保护它，为自己的将来也为子孙后代。

    作者简介：美国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师昌绪   我所了解的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一个月后。那时我还在国外，1955年7月返回祖国，被派到正在建设中的沈阳中国科学院金属所。1985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任职，20多年来虽然屡换岗位，但始终我都关心中国科学院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对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防建设以及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智库”

　　首先在建院以后接管了原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的一批研究所，留住了一大批知名科学家，使他们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成为中国科学院不断发展的基础。

　　1955年成立了学部，从全国遴选了233位学部委员，这为我国“院士制度”做好准备，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发展和交叉合作。

　　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制定，在中央确定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的指导下，决定采取四大紧急措施，并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于是成立了电子、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研究所；他们为中国高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为了鼓励我国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首次面向全国对重大科研成果进行了评审并颁发奖金，成为我国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而后由国家科委相继设立了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

　　1981年第四次学部大会期间，89位学部委员向中央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制”，运行几年后，效果良好，从而促进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基金委自1986年2月成立以来，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评审制度，促进了我国各类学科的发展，也对培养年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叶，美国里根政府高唱“星球大战”，1986年王大珩等四位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要求中央拨款跟踪星球大战中的高技术，中央领导高瞻远瞩，将其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化高技术的起点，这就是我国有名的“863”高技术计划。

　　由于中国科学院的业绩和中央对著名科学家的表扬和宣传，在人民心目中认为当科学家最光荣；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程技术人员的地位必须提高，于是1981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对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就有所议论；1994年有6位学部委员上书党中央再次呼吁尽快成立中国工程院，得到批准由中国科学院筹备，自始至终我都参与，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院长之一，那时我已74岁。

　　自1981年第四次学部大会之后，学部委员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咨询。中国科学院学部创建了“自主咨询”的模式，就国家建设中的问题主动调研，并提出咨询意见，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沿着一条健康道路发展。中国工程院成立以后，咨询任务更重，成为我国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水资源及三峡工程等。

　　中国科学院所属各所在科学研究工作也比较领先，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颁发以来，共18人获此殊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科学院所属各所；三分之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在建国初期为我国国防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首先是人才的培养和输出。1999年5月6日，张劲夫在《科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谈的是中国科学院对“两弹一星”的贡献。张劲夫在1956——1967年期间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他是聂荣臻元帅的得力助手。为了发展我国国防，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新技术局，统管院属有能力为国防服务的研究所，包括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物理所、化学所以及上海有机化学所等。当时由于物资匮乏，在不同国防系统成立了特殊供应体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称之为“04单位”，制造核武器的二机部为“02单位”，由此可见中国科学院在当时在国防系统中的战略地位。从人员方面看更为突出，号称中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核武器的学术带头人钱三强原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邓稼先是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是人造卫星的首倡者。还有更多的具体研究人员由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转入国防部门，如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1970年有从事核材料研究的79人成建制的划归四川核动力研究院。在中国科学院大量输出人才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所承担了重要国防任务，保证了我国国防装备的发展。1999年我国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颁发奖章，在23名受奖人中半数以上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或仍工作在中国科学院。

三、中国科学院在制定国家科技政策及发挥全国知识分子作用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和反右倾等运动，使全国科技界陷入一片混乱。1960年冬党中央发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主持我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指示中国科院和国家科委共同制定了《科学十四条》，明确了知识分子红与专的关系。提倡百家争鸣，还提出保证科学工作者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等。中国科学院还制定了办好研究所的七十二条，也影响了全国科技界。由于这些条例的贯彻实施，使我国科技界走上了正轨，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为了整顿中国科学院，派来胡耀邦，出台了关于科学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遭到“四人帮”的批判。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央派方毅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除平反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外，还筹备“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各界参加的5000多人的大会，方毅做了工作报告，邓小平亲自主持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座谈会，对我国科学及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3月31日郭沫若院长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就是我国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走向正常道路的起点，中国科学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主导作用。

　　随着我国体制的不断改革，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逐渐加强，中国科学院的定位也有所改变，中国科学院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还要发挥智库的作用。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十年后又延续到2020年，在形成我国为创新型国家，使中国的实力由大到强，中国科学院任重道远：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二要全国人民的信赖；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院自身的改革，除了荟集和培养更多的人才以外，要创造能发挥人才作用的氛围和环境。

    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3.唐有褀  

际此中国科学院建成60多年之时，回溯往事，感怀交集。

　　在1951年回国前，我就已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当时我们认为，这样比恢复中央研究院要好。对我们来说，科学这个词几乎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语，是最有吸引力，甚至是情有所钟的。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前辈已觉醒到了提出这样的信念的时代：中华民族如不立足于民主和科学，就不足以摆脱内忧和外患频仍的困境。

　　中国科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是在其成立后第二年，即1951年5月首途回国的。先去瑞典参加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第二届大会，8月回到上海，9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新中国新气象，令人感受最深的是全国上下，百废待举，求才心切，而对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来说，尤其突出。没有多久，中国科学院邀我去大连综合工业试验所（现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参加一个科学报告会。北京各单位前往参加的都由科学院领导吴有训先生带领。从此我就与中国科学院有了联系的渠道。

　　回国初期，我在清华大学开了两门课程，一门在化工系开的物理化学基础课，另一门是化学系的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选修课。当时正在酝酿要在年内完成全国院系调整任务，我对自己的工作还很难有长远考虑。1953年秋我随清华大学理学院被调入新北大，这样就可以安定下来了。我当时考虑，首先要把晶体学和X-射线晶体学通过开展教学和科研来建成X-射线晶体衍射实验室，并同时编写教材来成批培养晶体化学和晶体结构分析的人才。先后曾有多批进修教师和研究生来北大学习，其中多数人后来到高校和科学院工作。

　　我先在北大研究了一系列关于固体的化学问题，但单晶体结构分析事关X-射线晶体学学科的建设，还急待开展。当时科学院在北京有个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是我的前辈陆学善先生，他以X-线衍射方法研究合金体系的结构著称。他告诉我，他们可以装出一套为单晶体摄衍射谱的设备，并欢迎我带了研究生去开展单晶结构测定工作。这样我从1955年起就在那里兼职，带领研究生邵美成等测定了第一批晶体结构，并培养了一批学生。1966年早春我参加了吴有训先生主持的牛胰岛素合成工作鉴定会，得知已成功合成了胰岛素。我在会中建议，中国当相机开展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来启动我国生物大分子的X-射线晶体学。这个建议很快被接受，并要求北大和科学院的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合作进行。不久“文革”开始，工作在困难中坚持进行，并在1971年为猪胰岛素晶体完成了结构测定。我乐见这个队伍中有些人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深造，后来在我国形成了致力于研究结构生物学的团队。

　　1956年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化学研究所，我应化学所领导柳大纲先生之邀，在化学所建立了一个结构化学的科研组，并招收研究生。徐广智是最先考进结构组的研究生，他进所后志在应用核磁共振或波谱学方法来研究分子的动态结构。后来又从大连调来了傅亨，他对X-射线晶体学佷感兴趣。不久工作都有进展，并招来了不少学生。在文革中北大化学系和化学研究所工作都受到影响，但在结构研究的范围倒还另有扩展，特别我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曾涉足石油化工中的催化剂问题，得以将结构研究从体相扩展到固体表面。“文革”结束后，北京大学化学系在1977年的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要筹设物理化学研究机构，并于1984年成立了物理化学研究所。当时深感双方在人力、物力以及研究方法方面互补性较强，合作关系可以进一步发展，从而酝酿了一个联合实验室。在1987年经过论证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北京分子动态和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在1949年成立前，我国在抗战十年前后科学事业几乎停止不前。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就不遗余力地调整和增设研究机构，关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推动科学交流等。中国科学院从1955年起建成自然科学的各个学部，选出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与所属百来个研究所等机构一起，在我心目中是我国主导中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力量和中心。开国以来，中国科学院高举中国科学大旗，凝聚大批科学人才形成了学科齐全的学部和研究机构，为国家完成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务。在半个多世纪中，科学院与高校一起同心同德，走科教兴国之路。

　　我记忆所及，还有几件往事需要在这里留个记录。

　　中国科学院很早就成立了科学编辑出版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我曾是该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并在1955年成立了由我和胡亚东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为该出版社创刊了《化学译报》。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外化学发展情况，特别是苏联及法、德等国的情况，《化学译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三年后就停刊了。

　　我在回国后开展结构化学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除发表若干专著和论文外，曾分别在1963年于南开大学和1964年于中国物理学会、吉林大学做了<有机物的电子结构理论问题>和<晶体结构和分子的立体构型>。前者针对当时批判共振论中的问题，而后者则解读当时分别从模型法和直接法求解球蛋白、核酸分子二级结构和两种血红蛋白晶体结构的原理和结果。

　　1966年起的十年“文革”影响很大，1976年结束后全国经过两年痛定思痛的探讨和总结，带来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走科教兴国之路，对外开放，国内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从此，科学事业取得了新的生命力。各个学科的学会恢复了活动，国际学术交流变得十分活跃。1978年6月中国科学院派遣蒋明谦和我去法国考察结构化学。这是我27年前回国后的第一次出访，而所见所闻感到很有进展，虽无惊人之处。7月由中国科协派遣率团去华沙参加第11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并以中国科学院名下的国家晶体学委员会名义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 简称 IUCr）,在会中得到了全票通过。会后应Dorothy Hodgkin 女士之邀，考察英国晶体学的发展和动向。从此以后，国际晶体学联合会每三年开一次大会，我都去参加，在1984年于德国汉堡举行的第13届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在1987年于澳大利亚珀斯（Perth）举行的第14届大会上选为副主席，并在会中取得了1993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第16届大会的办会权。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几乎要危及此事，但经过一番据理力争后，这个国际会议在1993年仍在北京召开，并取得了很好的口碑。1996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第17届大会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

　　这里我还当追忆1978年代表团刚从波兰、英国回来，大家还在科学院做例行的总结时，中国化学会正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并要我去汇报出访观感。后来还是科学院外事局的同志主动放我先去上海汇报。我到了那里给化学会的代表们汇报时谈了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并明确提出：我国开放政策决非权宜之举，如果再闭关锁国，无异作茧自缚。也谈到了学术民主等问题。我没有想到，当时大会中的反应竞会那么强烈。后来科学院的郭传杰同志告诉我，这是由于这个报告触到了当时大家关切而心中还不踏实的敏感问题。

　　1988年12月中国科协派人来采访我关于对基础研究的看法。我就原原本本地谈了对所谓基础研究的认识，也谈了国内对待基础研究的一些问题，最后提示国外可供借鉴的情况。整理成文后刊登在1989年5月6日发行的《科协情况》第十期上，并被转载于中国科学院5月30日发行的《改革与发展》第13期上。

　　“文革”后不久，为了迎接和参加在科学的春天召开的科学大会，我在<结构化学的概况和动向>中提到分子工程学这样的学科，后来又对这个学科的意义、内容和建设作出了阐述。当得知俄国莫斯科大学将生物化学课从生物系返回化学系时，我认为我国大学无此必要。我国化学系可以开设化学生物学课，它与生物化学都是分子生物学，但可具有不同的特色。从1990起我们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一起致力于为攀登项目‘生命过程中重要化学问题的研究’立项。1992年又与吉林大学和北京化学研究所为攀登项目‘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研究’立项。后来成为科技部的973项目，延续至今。

　　1997年4月我与唐敖庆先生联名上书领导，阐述化学学科的意义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重要作用，并受到有关领导重视。我们除反复申述化学的意义和作用外，主要着眼于国内对物理和化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和关系有些看法。美国有些书中说“化学是一门中心学科，它与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有关”，但我们也不能不对国内另一种说法有所分析：物理以物质的运动为其研究对象，既无不进行运动的物质，从而化学与物理可统称“物理”科学。这个说法不妥。在英语中，化学与物理可以“属于physical Science,” 因为这在英语中的含义是“属于自然科学”，在英语中physical是个多义字。其实，化学之所谓中心地位当淵源于它对各种物质（实物）素有无所不究之传统，正如物理之与运动。但运动也不能不依附于物质。物质与运动是同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理当分属化学和物理两个学科。因此，比较全面和合理的说法是：化学和物理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了一个轴心。

　　科学事业的意义和作用如何落实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人类的进步上。这个问题也涉及我们搞多少基础和应用研究？培养多少不同类型和学科的人才？以及科学事业中的人与事如何正确评价和评比？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和通过改革才能逐步解决，但必须十分重视。

　　最后，我认为中国科学院在以往60多年中克服了很多困难光辉地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任务，值得我们热烈祝贺。我相信这个科学院还会老当益壮地不断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鸣谢：中国科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