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专刊之
半月谈：食品国标怎样不被企业绑架
黍匀营养机构编
网上舆情要览：辨别食品国标究竟是不是被相关企业“绑架”，当然不能全凭一两个专家的爆料，但也不能依赖于主管部门自说自话的“驳斥”，重要的是看国标是否满足了消费者的基本诉求，考察国标制订机制是否民主、透明，并具备充分吸纳消费者意见的管道。
新闻背景：据参与乳品标准制订的专家表示，乳品新国标初稿由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新标准被指“倒退”。专家呼吁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让公众了解订标过程。(11月28日《人民日报》)
媒体论道
反对：让乳企制定国标有懒政之嫌
就像让地沟油制造者制定油标一样，让乳企起草乳品国标，其中逻辑就存在明显问题。之所以制定乳品国标，就是为了防止一些乳企生产出对民众健康有危害或对民众权益不负责的产品，而让乳企主导乳品标准，这和企业自取样品送检难以保证食品安全是一个道理。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乳企众多，而参与制定的几家乳企都是中国乳业巨头，相对而言，其乳品质量更有保障，如果它们都按照自己的标准制定国标，那中国乳业标准也不失为一大进步。但大企业好，小企业也罢，其目标始终是利润最大化，而国家标准的最大目标则是保障民众健康，这二者虽然可以做到统一，但终究存在微妙区别。三鹿又何尝不曾是中国乳业巨头之一，双汇又何尝不是中国火腿巨头之一呢?
换个角度来看，出于利益考虑，巨头制定的乳业标准，理当是既让自己的产品都符合标准，又力争将其他产品排斥在外，以争取扩大市场占有率。但令人如鲠在喉的是，乳业巨头起草乳品国标不升反降，依然是“全球最差标准”。这一个信号告诉人们，中国乳品安全的整体状况实在不容乐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及时、科学地消解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忧患，首先需要执政者对民众健康高度负责，通过正义、严肃的程序去实现执政预期。相反，将乳品国标的起草权下放给乳企，不仅容易给民众留下懒政印象，还会因为监管逻辑的混乱进一步加剧民众的忧虑：个别职能部门是否与乳企形成了利益同盟?乳企会不会利用权力伤害乳业市场，进而绑架民众健康?总之，商业伦理不该指望商者自觉，尤其在一个倡导法治的现代社会里，依法治乳才是根本出路——在“立法”过程中，出于尊重现实、充分博弈的需要，乳企固然可以列席，但千万别是“主席”。(邓昌发)
赞成：乳企制定国标符合国际惯例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在这里，所谓的“标准”就是同类产品的技术标准。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将企业生产技术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并以此主持市场产品的技术水平。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作为我国乳业巨头，起草乳品新国标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
作为行业领头羊，大型企业在制定标准时，站在企业和行业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技术标准，这种行为本身凸显了企业话语权在乳品新国标制定中的体现，从龙头企业的起草标准到一项新国标的诞生与形成，是需要经过上上下下好几个回合的博弈才能成形的，制定过程中的讨论实际是一个完善的过程。因此，定论乳品新国标出现“倒退”为时尚早。
大型龙头企业承担新国标的制定任务，是中国企业行业整体技术能力提升的标志。这些年，国外不少大型龙头企业制定了对本国企业有利的技术标准，使没有权力参加标准制定的国内企业受制于人。现在，中国大型龙头企业迅速成长，技术能力和水平快速提升，在此过程中，行业新的国家标准由本国龙头企业主持制定，总比拿国外现成的行业技术标准要强，最起码锻炼了中国大型龙头企业在制定新国标上的能力，为参与国际新的行业标准进行了一次实战练习。
不可否认，制定标准必须以企业自身技术能力为基础，不可能脱离企业现有的能力来制定企业做不到的标准，这种局限性注定了企业在制定行业新国标时一时无法完全契合公众意志，但这绝不能成为拒绝大型龙头主持新国标修定的理由。(闻一言 长沙晚报)
反思：没有规范程序何谈标准制订
专家也有被人忽悠的时候。《人民日报》11月28日以“谁在制订食品安全标准”为题，通过专家之口，讲述了乳品新国标出台过程。据参与乳品标准制订的专家透露，乳品新国标初稿由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新标准被指“倒退”。专家呼吁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让公众了解标准制订过程。
其实，这已经算是旧闻一件了，专家此番站出来只是要揭黑幕而已。媒体此前报道称，乳品新国标的制订，专家只能给出意见，牵头部门是卫生部，而最后数字的变化，则是农业部要求的。其理由很简单：设置菌落总数的指标符合“我国发展实际”，能够保护大量中小规模奶农的利益，维护奶业稳定发展。这正是乳品新国标的吊诡之处，不好的奶源，能制造出放心的奶吗?众所周知，在不少国家，生乳收购标准都是由行业和企业来制订，一旦出了问题，该承担的罪与罚均由他们自行承担。而我们希冀通过新国标的制订，上升到国家标准的高度，保证食品的安全，初衷是好的，但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因为各个利益部门的角力，有关企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责任者空缺、监管者失位，一出问题，只能找替罪羊顶罪了。
食品安全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广泛听取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意见，但乳品新国标的制订没有消费者代表参加。消费者确实不一定是专家，也可以不参与制订标准的讨论，但应该有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专家参与其中，消费者还应该清楚这个标准的制订是依据怎样的程序。如果在国标的制订上都没有一个规范且透明的程序，又怎能制订一个让消费者信任的标准?所以，关于国标的争论，根源仍在于程序的不规范，数据的高低倒在其次。如果只是把专家当幌子，最终皆由官员拍板，那么在此基础上讨论国标的高低都没有什么意义。与乳品新国标相映成趣的是，速冻食品安全新国标也出台了，老国标中规定“不得检出”的金葡菌，改为“限量检出”，正在下架的不合格的产品，在新国标中均为合格。忽而不达标，忽而达标，这恰好印证了标准制订上的程序问题。(齐鲁晚报 王封)
建议：食品国标制订要有充分吸纳消费者意见的管道
乳品国标争议再起波澜，据参与乳品标准制订的专家透露，乳品新国标初稿由全国几家乳企巨头起草，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也就是这两项指标后来遭到了媒体和公众的炮轰，被指“大倒退”，“创全球最差标准”。
乳品行业是个让国人创巨痛深的行业，然而就是这个行业，在几近摧毁国人食品安全信心之后，却不思振作，不从耻辱中奋起，反而鼓捣出了一个“全球最差标准”，如此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缘由何在，底气何在?这堪称一个谜团。在关于这个谜团的猜测中，一个声音最有市场，即认为参与国标制定的多为乳企代表，乳企具有“绑架”国标的能量。但这个声音一度遭到了主管部门的强力驳斥。现在由参与乳品标准制订的专家披露详情，可谓是对“绑架”说的否定之否定了。没有哪个权力部门愿意在公众这里留下被“绑架”的印象，就在上周，因为速冻面米制品新国标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由原标准的“不得检出”变为“限量检出”，同样是卫生部，不是还在为这一倒退辩解，声称并未被企业“绑架”吗?
辨别食品国标究竟是不是被相关企业“绑架”，当然不能全凭一两个专家的爆料，但也不能依赖于主管部门自说自话的“驳斥”，重要的是看国标是否满足了消费者的基本诉求，考察国标制订机制是否民主、透明，并具备充分吸纳消费者意见的管道。
任何食品，消费者的底线诉求无非两个，即安全、有营养。而乳品中，蛋白质含量关乎营养，菌落数量更直接关系安全，速冻食品中，是否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也与安全攸关，都堪称食品质量的核心数据，国标既对这样的底线都把持不住，国标制订部门怎么还敢宣称横亘于其胸中的是消费者利益?
至于国标制订的机制，从之前主管部门的辩解看，似乎是不劳公众担忧的，因为一曰“多次召开研讨会，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二曰“指标并非由企业提出，而是专家借鉴国际食品标准制订的”。可惜现在专家似乎很不情愿背这口“黑锅”，他们对媒体直陈自己的困惑：“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专家反复讨论形成的标准，无声无息地被更改，但国标最终还是以他们的名义公布，其中反映的国标制订由权力主导的实质则尤令人沮丧，尽管这个过程中并不缺乏海纳百川的民主表象。
国标制订最后一刻为何推翻原议，谁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有专家呼吁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这是向公众释疑的要着，也是洗刷主管部门被企业“绑架”嫌疑的最佳选择。但鉴于2010年公布的生乳、灭菌乳等乳品标准及政府公告中，具体的起草单位和个人信息，连这种业内引以为荣的事情都一反惯例未曾公开的事实，公众显然无法乐观。多名曾经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面对媒体，选择不再表态，“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说了有什么用”?这样的答复让人悲凉。直接参与国标制订的专家都自认说了等于白说，消费者的力量又会在哪里呢?
面对国标倒退的铁证，公众聆听主管部门的辩护词常常都会恍然，因为其和企业所说几无二致，除了否认，最爱挥舞的就是“国情牌”和“行业发展牌”。这两张牌的屡试不爽，照出了消费者权利在企业和主管部门那里可怜的地位，也照出了另一个镜像：诚如这些部门所言，他们并未被企业所“绑架”。行动无法自主的被绑架者往往值得同情，而综观食品国标制订过程中主管部门和企业的默契配合，哪有半点“绑架”的影子?
消费者的利益永远不能用任何理由进行牺牲，但当我们说出这样一句貌似铿锵有力的话时，牺牲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消费者总是一边被口头尊重，一边面临刀俎。什么时候，中国的消费者才能真正具有力量?(南都社论)
鸣谢：半月谈，食品国标怎样不被企业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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