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病夫治国

人们错误地认为，慢性病是与普通人紧密相连的。而普通人是无法影响一方的，所以，人们又产生了错觉：即使慢性病一旦和国家领导人融合在一起，也是不影响国家的治理和智慧的发挥的。

无知和判断的缺失，使得人们对一些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领导人依然采取纵容的态度。而事实上，国家领导人如果与慢性病结合，一个历史的障碍就无法避免地出现。比如动脉硬化，如果领导人出现动脉硬化病症，思考力将迅速下降，健忘，逻辑混乱，脾气怪异，固执而武断，专制而蛮横，不但智慧大幅度下降，而且判断力也直线下垂。这时，国家交给这些人管理，不是动荡不安，就是危机四伏。

童年不幸的人们至今仍然对醉鬼父亲的行为印象深刻，固执，蛮横，霸道，暴力，没有爱，没有理性，疯狂的行为，可怕的后果。这样的家庭，很难让我们的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根源都是源自一个病态的家长。

如果类推到国家，你可以想象，一个身患危重慢性病的领导人，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风雨与黑暗。

历史已经佐证。

宋太祖赵匡胤患有严重的动脉硬化症，导致判断力下降，形成了严重的猜忌心态。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晚年一样得了动脉硬化、心肌供血不足，形成严重的猜忌心理，以致打下江山的元老几乎都落个悲惨结局。

清朝的乾隆皇帝（1711年-1799年）他早年曾经休养生息、施政宽和、国库充实。不过，从乾隆五十三年起，即1788年，77岁的乾隆就出现了说话颠三倒四的毛病，手也是不停地哆嗦，这是动脉硬化引发的老年痴呆症。结果，在晚年，他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国家财力日渐亏空，一会儿封台湾总兵柴大纪为公爵，过一会儿又把公爵柴大纪砍头。他88岁死了。后来，他儿子嘉庆皇帝查账，发现国库已经是空荡荡了。

前苏联的国家命运几乎与领导人的疾病紧密相连。前苏联的领导人列宁，上台时都有一定的病史和病症。从1922年苏联建立后，他就处于病症折磨的状态，1923年就瘫痪在床，1924年去世。接任的领导人斯大林，患有严重的脑动脉硬化伴发的精神病症。表现在情感上的冷酷无情，甚至到了野蛮残暴的程度，以致后来没有组成家庭，对子女视作路人，怀疑一切，无端的制造恐怖与镇压，令人心惊胆战。思维的偏执，缺乏判断力，以致想念江湖骗子，寻找长生不老药。临终前在明显的迫害妄想影响下无中生有炮制了“白衫阴谋”案。斯大林之后的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有冠心病，再后来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死于冠状动脉硬化，安德罗波夫亡于肾炎和糖尿病、契尔年科则是由于肝硬化加上严重的肺气肿。

法国著明的战略专家莫理斯·甘默林，1935年就成为法国军队的领导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0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法国的时候，甘默林却不听别人劝阻，错误地把法国军队送进了虎口，导致法军大败。英国首相丘吉尔大发雷霆，但又莫名其妙。为什么甘默林会犯这样的一个幼稚错误呢？战后分析他的病历发现，甘默林从1930年就感染了梅毒，从1937年就出现了梅毒导致的麻痹性痴呆。他本人于1958年死于了麻痹性痴呆。

而二战时期，影响最深远要数美国威尔逊总统。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拒绝参加其“亲自缔造”的国际联盟，对国际事务多数采取袖手旁观态度。结果遇到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只能放任其胡作非为。

现在人们指责美国当年对希特勒领导的德国过于宽容迁就，扩大了人类为那次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如果美国的行为“更积极”，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浩劫或许是可以避免的。美国如果参与了具有国际集体安全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避免。

而美国错过了这次历史机会，不少史家归咎于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在处理与国会关系时举措失当，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威尔逊历任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著述甚丰；在出任总统前先已担任过新泽西州的州长，有长期的管理经验，政绩不差。其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超越同代的西方政治家之上，国际联盟正是他亲自参与设计并提倡最力者。到一战结束时，已是他第二任总统的后期，更挟大战胜利的余威，应该是展现他政治家风范的大好时机，而威尔逊偏偏在此时出错，这是为什么？

后来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格瑞森的后人将其所藏威尔逊的病历献出，经专家分析，证实威尔逊决策出错与自身疾病密切相关。病历表明，威尔逊所患的高血压和颈动脉症远比一般人所知的更严重。从1919年夏天，即威尔逊开始与国会协商时起，他的脑供血一直是受阻碍的。这就能够解释威尔逊在那段时间何以变得健忘、固执而且效率甚低。专家后来复核威氏的谈判纪录，仅那年8月19日那次与参院外委会的会谈中，他将事实搞错即多达几十次。另外，威尔逊一生著述甚丰，文笔流畅；可是那年7月他向国会解说国联条约的演说却是显得薄弱而无说服力，这可能也是脑供血不足所造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威尔逊就设计了一个他认为是和平美好的新世界体制，其中心是以国际联盟这个机构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国际问题。国际联盟可以使当一国遭到侵犯时，联盟内其余国家可以群而攻之。如果这样的倡议获得成功，二次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很低。
　　1919年的美国正面临着下一届的大选，党派气息甚浓。不过优势还是在共和党方面。当时民主党高层人士建议妥协解决，但威尔逊坚决不同意。原来威氏与洛奇曾有私人嫌怨；更重要的是，洛奇提出的保留案强调国会的宣战权，主张无国会批准则美国不能为担保他国的领土完整而战。

威尔逊决定诉诸国人，他从1919年9月起开始环美旅行，但在月底即因心脏功能衰退而从科罗拉多返回华盛顿；到10月2日，又因严重中风造成左侧瘫痪。威尔逊病中仍发出坚决不向洛奇让步的指示。尽管当时有两千万美国人请愿要求妥协，威尔逊却坚信大多数美国人站在他这一边。到1920年1月，威氏已意识到国联条约在国会不能通过，遂致函全体民主党人，称选民一定会支持民主党。到三月参议院投票时，只有一半的民主党参议员追随威尔逊。美国拒绝了威尔逊设计的国联条约。

向来智慧的威尔逊，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变得如此目中无人、一意孤行与自身患上心血管疾病有很大关系。过去研究威尔逊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基本都将其作正常人看待，这些新材料证明那时他已不能胜任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
　　随着威尔逊在政治上屡次受挫，英、法态度日趋强硬，意大利中途退出和会。日本人显然洞悉了威尔逊的心态，于1920年4月22日宣布，不达目的也将退出和会。威尔逊的态度软化，不顾美国代表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对，威尔逊勉强同意了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尽管威尔逊一再表示对日本让步是为了国联，而有了国联就提供了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场所和可能。但是，按照威尔逊的逻辑，显然又会陷入进退为难的危机。国联的基本精神是“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如果现在答应日本以后又干涉日本，岂不胡闹？

当时，美国政界多数支持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但是，威尔逊前时承诺后来违反诺言，让美国政界甚为不满。在中国，学者公使芮恩施因威尔逊的背弃愤而辞职。一度对美国寄予厚望的中国朝野大失所望，帝国主义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激起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此时威尔逊的作为多大程度上是因脑血管供血不足所致。一个人的疾病可以影响世界命运到如此程度，实在也非常发人深省。

近代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仍然逃脱不了慢性病带来的“迟钝”和失策。

青年时期，叶利钦就是心脏病患者。青年时期的他，参加排球队训练，经常超时，晚上又应付沉重功课，再加上他粗鲁的父亲造成的内向倔强性格，患上了器质性心脏病，每分钟心跳超过150次。心血管方面的慢性病，强化了他过激的性格特征，并影响到逝世。

1985年掌握了苏共大权的戈尔巴乔夫相中了同龄的叶利钦。但是仅仅两年后，叶利钦就因为过激的政治改革态度而偏离戈氏路线，遭到革职处理。此时，由于提倡更大胆激进的改革，叶利钦已经成为一名受到民众欢迎的政治家。

1990年5月被推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政变，又成功迫使戈尔巴乔夫退出了政治舞台。同年12月，登上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宝座。

1993年10月，叶利钦领导的政府与议会发生权力冲突，经过导致100多人死亡的喋血战斗，叶利钦瓦解了议会反改革派势力的武装抵抗，成为无人能够挑战的强势“铁血总统”。但是，稳固了权力的叶利钦越来越依靠保守的国家官僚机制，建立起由军队﹑情报部门和总统办公室组成的不透明的权力机器，让民主派越来越感到失望。

受脑部和心脏动脉硬化等疾病的影响，叶利钦的性格变得更加的强硬和固执，喜怒无常，决策随意。突然的人事变动和意外的决策成了他的一个执政风格，与俄共和民族右翼势力占多数的议会发生冲突也成了俄罗斯政坛的家常便饭。经济上的严重困境和对车臣战争的不利局面使得叶利钦的民意支持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叶利钦还是在1996年得以连任总统，这倒不是多数民众都喜欢叶利钦，而是担心共产党会重新掌权。连任后不久，叶利钦就因心脏病动了一次大手术，此后其实他在健康上就没有真正恢复过。成为克里姆林宫“病夫”的叶利钦，自己也成了俄罗斯的一个心病，经济上的持续危机和有关他个人及其家族的腐败传闻让叶利钦的声望大打折扣。

叶利钦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总统。但是，叶利钦虽然打碎了苏联独裁性旧体制，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他在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也使得他的改革者形象严重受损。他决策的随意性和猜忌性，以及铁碗政策手段、铁血行为，在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下，有增无减。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等疾病让他无法表现作为大国政治家的从容和睿智，疾病迫使他倾向于表露固执和过激手段。

在担任总统的最初几年里，叶利钦住过6次院，其中两次是心肌梗死，两次是心肌缺血。1996年11月5日，俄罗斯和美国的医生为他做了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叶利钦能够在疾病方面得到有效控制，他的政策肯定比现在会更完善和周密，他的风格会更富有魅力和风度，内外交困的情况会得到缓解和削减。

普通人犯错，自己受损；而举足轻重的在位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犯这样关键性的错误，可能要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和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挽回。慢性病不管国家总统还是平民百姓，只是如何有效维持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健康，更关系到百姓的福祉。深入了解慢性病的特点和危害，将为我们的美好未来打下坚实基础，不论是国家领导还是个人。

第五节   走出思维误区

慢性病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只有用系统观念才能真正识别其中奥秘。尽管“你的身体是个系统”这句话是个常识，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治疗、护理、用药、营养、饮食等方面却很少体现。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吗？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48-322）作为一代思想家，他不满足于对世界的看法的混乱状态，提出了清晰的分类，并且形成为不同的学科。人们对世界于是有了领域的详细区别：医学、政治、诗歌、文学、物理、天文、生物、逻辑学、哲学等学科。他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对世界整体的看法的习惯。就象一个凌乱对方杂物的房间，亚里士多德进来后就动手分类起来：这是吃的食物，这是用的日用品，这是看的学习资料、、、、、、然后整齐地放置在各个角落。他这样的分类概念，一直影响至今。

后来，哲学家笛卡儿强化了这种哲学思维。笛卡儿把问题看作一个整体，解决问题是，首先要把整体全部分解成单一的细节，然后按单一细节一个一个地解决，最终得到答案。我们故且称之为“分解思维”。医学界对这样的思维是十分欢迎的，许多医学教科书就是按照这样的思维编写而成。培养出来的医生，思维大体上不会偏离这种思维。而工业革命又让机器的形象深入人心，让我们又形象地把病人看做是由无数个器官、零件装配而成的，单独分解开来研究。

但是，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系统，如果“分解研究”过度，就会忘记了整体的情况，容易进入死胡同。所以，当人们用“分解”、“孤立”的思维对世界进行越来越详细地研究之后，却发现世界的真实面目反而不清楚了。牛津大学的一位专家批评道：“我们对自己研究的东西之外的一切一无所知；所谓专家，就是指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牛角尖钻得越来越深的人。”我们的医学思维出现了僵化、偏见现象。

这种思维对于非慢性疾病的治疗是有益处的，甚至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对于慢性疾病，就不能简单套用以上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去医院看看这种现象：一个高血压患者求诊，你会清楚地看到，医生给他量完血压后，就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给开个药单，也许你看不懂他写的字，可是你会知道上面写的都是降压的药物：尼卡地平、比索洛尔、卡托普利等等。病人就这样交钱、拿药、吃药。对于其他疾病的求诊，你仍然看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大量出现。医生非常的认真、负责，病人也非常的配合。不过，结果经常是这样，最后病人放弃了这种治疗，要么失望、要么另求灵丹妙药。

一位医学院长说到一个例子，他的一个学生在给肺癌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用尽精力去杀灭癌细胞，割离癌变组织，但是病人却死于肾衰竭。这位学生还坚持说，但是癌症已经得到控制了。这就是缺乏系统观的可怕体现。

    中药医师呢？情况似乎好多了。中药医师还能从整体说说阴阳不调、虚实不当、气血不通的理论。可惜这些说法似乎并不清晰多少。西方国家近年来兴起“回归自然”的保健风潮，注重利用中草植物精华养生。但是，他们很遗憾地发现，中药原理非常艰涩、难懂。这也是中医进入发达国家的进程一直很慢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提出了“中药无效论”。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极端的。原因很简单，这些人连自然的基本规律都不懂，又怎么能谈“中药”？中药的重点与核心是自然的植物，一个远离自然的人，一个对自然无知的人，怎么能随便评价中药呢？

那么，慢性病陷入孤立治疗的问题真正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学西医的，虽然症状问题清楚，但容易断章取义；学中医的，虽然整体全面，但是容易想象代替事实。前者看不到整体，后者看不清整体。

自然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生物链本身就是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从阳光照射开始，青草通过光合作用合成叶绿素，得到生长；动物界的牛马羊鹿等动物通过进食青草得到发育；高级动物人类通过食用动物肉类得以生长；动物死亡之后通过微生物乳化分解，变成肥沃的土壤，让青草得以生根发芽。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进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善的生态平衡。

气候方面同样如此。阳光照射海洋湖泊，海洋湖泊受热蒸发，逐渐相成云层，云层越积越厚，飘流到山区林区降落，变成水，从沟壑、小溪流入河流湖泊，再进入海洋。

系统本身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功能性、循环性，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少，都不能称为系统。如生物链中如果没有微生物存在，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同样，如果没有阳光把海洋的水分蒸发，陆地森林、人类住居区就不能存在。同时，系统具有整体性，所以任何环节出现断层或者障碍，都会影响到系统的正常性。自然界的系统如此，人体的各个系统也不例外。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不断更新处于动态平衡的系统。身体不是单一、孤立存在的。人体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骨骼系统这八大系统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与系统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体具有两种神经控制系统：由大脑控制的躯体运动性神经系统与不受大脑控制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如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大脑不能命令心脏停止跳动，也无权指令“左耳比右耳长得大些”。正是由于植物性神经系统具有完备的相对独立性，它才维护了整个肌体的可靠稳定，不会因大脑这一最高司令部的决策失误或“思想斗争”造成全身的彻底瘫痪和全局性的紊乱。

    由于系统之间是个有机的整体，当我们身体某个器官出现病变时，它就不仅仅是该器官的单一问题了，可能会是某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是整个系统出现了问题。

例如，心脏病的产生就不仅仅是循环系统的问题，与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紧密相关。一位心血管专家在中国第16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指出，心脏病不只是心脏的病，糖尿病、肾病、精神疾病等都会影响心脏。胡教授认为，糖尿病是心血管病，关心病是代谢血官病。他进一步解释说，糖尿病是一种以血糖代谢异常为表现的疾病，血糖高会破坏血管，引起冠心病等并发症。糖尿病对心血管的破坏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得糖尿病就相当于得过一次心梗。另一方面，冠心病跟血脂代谢异常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冠心病和糖尿病一样，都是代谢性疾病。研究发现，人体发生异常往往不是单一的血糖或血脂的代谢异常，而是都会出现问题，只是谁先表现出来的问题。糖尿病与冠心病密不可分。此外，肾病、抑郁等与心脏病也是密不可分。心衰和肾衰往往是伴随在一起的；抑郁主要体现在患者对心脏病的恐惧上，本身病情并不严重或者根本就没病，但是害怕心脏病而背上了心理包袱。倡导双心医学，就是号召医生给患者看心脏病的同时，还要关心他们的心理，使患者能彻底摆脱心脏病；心血管疾病不仅是心内科和心外科医生的事，而是需要多个学科联合，治疗心脏病才能更有效果，这也是心血管医学发展的方向。

    现在医学界能够意识到这点，慢性病走出孤立治疗的局面将会得到实质改善。